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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没去过上访村不知他们有多苦
2007-05-16 10:06:07 来源: 南方新闻网
网易深度人物专访系列之于建嵘
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新《信访条例》实施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这些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因上访遭受打击迫害给说法
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上访人员聚居，也就形成了“上访文化”，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影响，各种歌谣和传言流行一时——长期居住在“上访村”的三四百名上访种子，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呼朋引伴，因此上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到北京上访就像走亲戚
没有去过上访村的人，不知道上访的群众有多苦。我在上访村调查期间，拍了一个片子，前不久在社科院的一个会议上，我放了这个片子，当时在场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一生的时间就耗费在漫长的上访之路上，他们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既然如此，就应该帮他们把这块遮羞布扯掉
《南风窗》记者 阳敏 发自北京(南风窗供网易深度专稿)
此时恰逢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2008北京奥运会也进入倒计时，温家宝总理表示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本刊记者特此就《信访条例》实施情况、如何化解进京信访高峰等问题专访了于建嵘教授。
信访诱发信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2007年5月1日恰好是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我得知您所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对新《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您是否能谈谈此次调研的情况？
于建嵘（以下简称于）：这次调研包括进驻北京“上访村”对大量进京上访人员的访谈和问卷，与部分地市和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人员座谈及对相关专家的访谈。通过调研，课题组认为，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从2005年5月1日实施以来，在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据对560名进京上访群众的问卷调查，有71.05%的人认为，新《信访条例》实施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这些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因上访遭受打击迫害给说法。
《南》：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上访诱发上访。是这样的吗？2005年修订后的《信访条例》是不是执行起来出了什么问题？
于：的确如此。新条例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提到了总则，但问题是，新条例同时规定了许多所谓“规范”信访行为的条款，比如，第18条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人”，可条例中并没有对如何推选代表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而在现实中，要推选代表就要开会，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定一个“非法聚会”或“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罪名；要选代表就得要支付一定的上访费用，就可以定一个“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罪名。再比如，第20条规定，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否则，按条例第47条规定，要受到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条款都可成为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理由和借口，已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南》：我看您在此次“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调研”中，再次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截访”和“销账”的做法，您指出上述做法不仅堵塞了群众的信访渠道，而且会直接腐败国家的信访队伍。
于：从这次调研的结果看来，近两年来，许多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各级信访部门特别是中央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对地方主要领导的政绩有一定的影响；其二，有59.77%的信访群众表示，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
信访洪峰无法缓解的关键在于，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的调查、直接移交和督办权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我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即某某领导批示，这主要针对个案而言的；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即各级政府都有关于各地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并与政绩挂钩。
各级信访部门虽然可以依靠这两种压力来促使具体工作部门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修订后的《信访条例》第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这实际上就把息访制度化了，地方政府息访压力很大。
改变之道
《南》：2007年春节前后，您深入虎穴，住在北京永定门东庄地区的“上访村”实地调查。据说，您因为穿着破烂，貌似上访群众，差点被警察送到湖南驻京办解送回乡。能不能谈谈您对于“上访村”的感受？
于：据调查，“上访村”平时大约有2000多进京信访的群众，“两会”或国家有重大活动前后，人员更会大量增加。信访群众之所以聚集在这里，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在这附近地区。
上访人员聚居，也就形成了“上访文化”，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影响，各种歌谣和传言流行一时——长期居住在“上访村”的三四百名上访种子，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呼朋引伴，因此上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到北京上访就像走亲戚。“上访文化”的形成使得“上访”群众很有凝聚力，他们甚至经常自发组织到敏感地带上访的“集体行动”。为了防范信访群众进行所谓的“集体活动”，有关部门经常对“上访村”进行清理，难免发生一些暴力冲突，这些事件又成为了国内外各种媒体报道的焦点，这些都造成很严重的政治影响。
《南》：所以，您认为解决上访村的问题刻不容缓，是吗？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
于：要解决“上访村”的问题，一个比较现实和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来访接待部门较为集中的问题。根据各部门接待场所建设和“上访村”信访群众分类等情况，我建议把“最高人民法院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迁出北京永定门地区。这样就可分散约60%以上的进京信访群众。
《南》：我想，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会认为，化解了上访群众也就等于掩盖了矛盾。您的观点可能会比较孤立，您怎么看呢？
于：没有去过上访村的人，不知道上访的群众有多苦。我在上访村调查期间，拍了一个片子，前不久在社科院的一个会议上，我放了这个片子，当时在场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一生的时间就耗费在漫长的上访之路上，他们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既然如此，就应该帮他们把这块遮羞布扯掉。
《南》：我听说，上访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2008，到北京来看奥运”。根据以往经验判断，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势必出现上访高峰——这恐怕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在短期内化解可能出现的信访高峰呢？
于：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我自己，在上访村调查期间，给一些上访户提供了咨询，也化解了不少矛盾。上访群众都相信知识权威，也相信政府以外的一些机构。
我们的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560人，平均来京上访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个部门和机关。有些人进京上访已数十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十分差，有些在路边街头露天居住，靠拾垃圾或乞讨为生。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人滞京原因不一，较为复杂：其中，近半数以上的信访群众表示，因为害怕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不敢回乡；另一部分当事人，并非案件的判决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对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不信任，才长期滞京上访，需要有独立的中介机关帮助他们进行分析和把握；有些长期滞京人员的精神状况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根据这些情况，我建议由有关部门组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法医鉴定中心等社会中介机构及社会知名人士、心理分析师等对较典型的信访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信访群众分清信访案件的性质，加强司法机构在处理信访群众权利救济时的主导作用。对某些长期滞京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可以考虑由中介机构陪送回乡。
公安大接访在访民中影响巨大，图为访民向一位公安负责人倾诉 吴东俊／图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如同某个县城的候车大厅，来自四方的访民百无聊赖地注视着面前的大屏幕，等待接谈。
方圆几百米，北京永定门东庄，这个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上访村”，日复一日，仍是往日面貌。
此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新《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实施以来，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但信访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结论是社科院课题组进驻上访村，通过对560名上访者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而得来。
课题组负责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表示，在2008年奥运来临之前，用什么方法有效化解信访高峰，对中央政府来说迫在眉睫。
本报获悉，中央联席会议已决定，2007年将在全国范围排查化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目的是预防和减少新的信访问题，为中共十七大和奥运会的召开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上访文化”已经形成
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因这里的民房、空地、废墟和桥洞容纳了一批上访者而得名。
社科院课题组提供的数字显示，“上访村”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信访系统内部人士则认为，“上访村”的实际人数固定在五六百左右，其中多数是老上访户， “规模并未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庞大”。
2005年，新条例“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曾短暂缓解了北京信访形势，各地访民回乡期待问题解决。而各地也开展“变上访为下访”及“大接访”的活动，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减轻北京的压力。
然而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和不信任使访民重回北京。社科院报告显示，有关涉法纠纷，再次来京上访人中，37.78 ％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因为判决败诉，而13.35％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
记者在“上访村”与多位访民访谈发现，相当一部分上访者人生的主要时光都在上访中度过，且坚信中央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社科院的调查也证明，66.54％的人进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使得问题可以直接解决，50.38 ％的人认为至少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批文。
无论何种情况，很多访民都把最后希望寄托在最高领导人身上。记者曾问一个为父亲是否应享受烈士待遇而上访了35 年的老人，“如果法律专家看了材料说，你父亲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政策，那你怎么办？”他回答，“法律专家我也不信，除非总书记这么说”。
一些深知上访无果仍不愿回家的人们，留在这里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见到国家领导人，然后反映他们知道的情况。
记者在“上访村”采访发现，大量访民已将“上访村”作为一个社区组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有些访民即使露宿街头也不愿离开这里。他们平时多以捡拾垃圾为生，两位上访女性还用垃圾堆里的染发膏互相染头发。上访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访民在此生活不便但精神乐观，他们被接访者带走，就说“我坐专车回家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有两块大屏幕，一块显示即将接待的名单，另一块则是不再接待的名单——字幕在不断滚动，有人仍旧要来。
社科院报告认为，“上访文化”已经形成，以“上访村”最为典型。“上访村”能够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在此区域。
报告认为，访民大量聚集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彼此间有精神上的影响，互相鼓励，对各自案件传递一些错误信息，各种传言流行，这都为未来政府化解上访洪峰带来困扰。
这个结，如何能解
新华社最近援引国家信访局的表述指出，目前上访主要集中在企业改制破产、土地征用和承包、城市拆迁、涉法涉诉等突出的社会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牵扯的政策面和社会因素多，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
国家信访局有关部门此前也曾以某上访大省为例，探讨过访民进京的原因。辽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性矛盾引发了大量信访问题，而其主要问题是：历史包袱重，如企业退休养老金缺口大，老职工心存强烈不满；下放的中央企业政策性破产后遗症问题多，失业人员长期得不到再就业；不同群体在利益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突出矛盾难以及时解决，如国企改制中欠发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保险费用等。
国家信访局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些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和法院都难以在短时期内根本解决，大量访民只有到北京寻求帮助。
两年前学术界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没有为信访改革带来实质的变化，而被寄予厚望的新《信访条例》也无力解决制度性问题。
在一些上访者看来，上访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往往超过了最初上访时要解决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访民的上访诉求开始发生改变，以自己因上访而受到的不公对待为主要内容，而此前要反映的问题“变成小事了”。
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两年来，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十分严重。各级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对地方官员造成巨大压力。
调查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如“销账”等，在信访记录和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某省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文件称，“销账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一面是众多访民一心赴京的决心，一面是基层信访部门确保达到中央“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要求，多年来，双方在各自理念的支配下，周而复始。
信访部门特别是基层对此一直苦不堪言。一位信访干部说，信访局好像一个大杂烩，什么问题都往这里跑。国家信访局的调研也表明，大量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途径处理的争议、纠纷，纷纷涌入信访渠道。(如一些行政复议案件，以及应由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
各级信访部门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工作状态，一方面要接待大量的来信来访，一方面要组织人力到上级信访部门接访。接访的常规做法是，各地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后，解决上访者的吃住行并带回当地。一位信访干部对记者说，“你想想看，一个信访局就那么点人，精力几乎全花在接访上了，但这又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位法律学者为此感慨，信访问题的结，目前很难有人解得开。一些国家信访部门的内部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有人对记者说，“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转自】http://news.qq.com/a/20070405/001693_1.htm
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８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２０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１５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２５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６０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８０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１００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３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７０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７７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８０岁了。”
下车付过５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１０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一丝不苟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擂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司机一头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耍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３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２０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红袖章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瞟见了横空出世的“某某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储百亮“见了某某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豁然开窍。
某某宾馆不过六层，却是永定门车站一带最高的建筑。加快步子绕过去，时光顿时比我们初入陶然亭上访胡同还倒流得快。两层或一层的平顶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浊水一般涌出来自塞外的旅客们。犹如胶片发黄的老电影，我们在上苍的导演下，与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带口的，左呼右唤的难民们擦肩而行。灰尘，人头和阳光搅和着，泛滥着。有两分钟，几乎走不动，我们就退进一水果摊，作出选购的样子。其实纸箱里的桔子和苹果干得像油画里的，并隐隐有生漆味。
人潮时起时伏，我们又在火柴匣子间穿梭了几回，有个两颊膏药红的五短汉子在腰间捅了我一下，并递来一张内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钱一晚？”“５０。”“太贵了。”“你出多少？”“我们不住店。”“耍我？”
终于望见了铁路，但在检票口里面的候车厅外。我们没票，况且眼下关门闭户，看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列车。储百亮强调过“铁路以南”，但飞不过去呀。
于是我们在周围的胡同里迂回，疲惫而固执地打听着。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躲躲闪闪，有个客栈老板还指着一个断腿的乞丐开玩笑：“他一直在这一带上访，你去问吧。”高氏果然逮住问，那拄拐人专注地剜了我们一眼，向屋檐下僵卧着的另一同类呶了呶嘴，就迈拐而行。
太阳偏西了，再这样耗下去，结局甚为不妙，情急之下，我们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轮，不料眨眼功夫就进了一条背巷。司机开门见山道：“只能到这儿，那边我可不敢去。”
“你怎么说话不算？”我们质问道。
司机求饶道：“我退一半钱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谁去砸谁的饭碗。”
一听这话，我们便揪住不放：“你总得指一条道。”
司机略略迟疑，方边掉头边点拨道：“这胡同里总有不怕死的……”声未尽，车就轰轰几下没影了。
三米之内停着一辆平板机动三轮，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发老者横在车前注视着我们，周围还有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妇女。刚要开口，老人就拦住道：“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三个人六块钱。”
这是北方常见的货运三轮，不过，大平板上铺了一层油乎乎的毡，我们从四周垫脚一撑，屁股就尘埃落定了。老人回过脸叮嘱道：“坐好，路可颠了。”
大概是轱碌有些锈，车的发动绳一拉，就扎扎呻呤。老人持续猛拽，半边肩头倾斜。轮子病人一般滚动了，比牛车还慢。但三个人都感觉颠的很舒服，也许是叫“京牛”挤怕了。
很不幸，没出百米远，就熄火了。我们要下车，老人连称“马上就好。”三分钟后继续上路，巷口拐了弯，就一溜下坡。为了节约油，老人关掉发动机，凭惯性朝下冲，不料对面来了辆卡车，险些把我们逼下地沟。老人刹不住，就跳下来，像扯头犟牛似地扳住车把，身子都绷成弓了。我急忙窜下，高氏则把双腿收拢。卡车醉汉似地晃过去了，接着又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们罩在黑烟里步行几米，抵达较平展的路段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绳，车动起来，跟长跑一般快，我们终于出了这条阴险的胡同，来到视野开阔的敞地，车也快了，只比骑自行车稍慢。太阳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们居然还绕过了一块枯草地，草尖如秃子头上的绒毛；超级蜈蚣一般的铁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车在翻土坎时又熄火了，拽绳发动，过了铁路，再熄一次，把一个衣冠严谨的老者逐渐累得敞胸露怀，十分豪迈。
就这样停停跑跑，我们也像猴子似地上窜下跳了五六次。高氏边拍照边说：“北京有这么大块敞地不容易，起码值好几个亿吧。我说：“中间那块已铲平了，还有人锻炼呢。”回地说：“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中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问老人还有多远？他嗯嗯着，注意力却在脚底，像在伺候一个少爷。眼下的坡又弯又长，我们干脆全下来步行，路旁有座孤岛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顶敞开一半，床、柜子、桌、椅等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中年房主则站在这被推土机日夜威胁着的焦土前，对往来围观群众控诉，极度悲愤将他的脸都扭曲了。
“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呀，说没就没了。”这唯一的钉子户指着周围的地基，房里还蜷伏着他的孩子们，“拆迁办和地产商串通好，半夜开着机器来，探照灯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吓跑了，就我还在，昨夜他们又来推墙推房子，我还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渐散去的人堆旁发现了一只猫，它钉子般稳扎在断壁间，显得极有尊严。那是它的窝，哪怕明天这儿易为平地，它凭嗅觉也能找回来。而狗却守着露天的饭锅，不时无奈地冲人们叫两声。
老人在坡顶催行，我们终于上了正道。不过几分钟，就抵达大马路边的棚户区。老人刹车，揩汗收钱，并急着离开。
“是这儿么？”我问。
“我已经送到了，你们自己找去吧。”
在路旁半个篮球场大的洼地间，三四个异味呛鼻的污水滩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小心翼翼垫脚绕行，松软的泥地印下乱糟糟的“牛蹄窝”。夕阳像个溃烂的大桔子嵌在远处拆迁的废墟上，腥红透过马路不息的车流，平扫过来，使眼下的青砖矮屋显得象怀旧电影的外景。顺着一人高的矮墙，胡同朝里蜿蜒，有左右两个入口，我们略略迟疑，凭感觉走右。两三个男女擦肩而过，眼神有点异样。高氏不管不顾地逮住问：“这是上访村吗？”“上访的人在哪儿？”
无任何回应。路也越走越窄，由两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们以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拢，却意外发现不止一个出口。简易板棚和矮屋混杂，首尾相接，有时人过去，头皮擦着屋檐，高氏则要弓腰。三个路盲在迷宫内盘桓，常为了猜路而停步。桔红的阳光在这片大过足球场的瓦顶上燃烧，而瓦顶下却安静极了。我曾窜入五、六个窄门脸，以为是一户，进去才发现尺把宽的通道老长，底部黑黝黝的，两边陡立着笼子屋，一溜好多间。“有人吗？”我喊着，只听见了自己的回声。
我麻着胆子敲门，并透过窗户窥视，暗处除一超级大床或两中级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编织袋。我心里一热，提高嗓门再喊：“有没有人？”头顶的天缝接着网，核桃大的蜘蛛闪耀着。
高氏和回地分别拜访了几个较正规的院子，喝酒、夹菜、打扑克都见着了，就没一个上访户。“当地的农民，现在都拿城市户口了，”回地说，“所以过得这么潇洒。”“没苦像么？是不是装出来的？”我疑心道。
“肥头大耳，苦什么？”回地沮丧道：“连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还有戴红箍的联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们拦住一个大嫂问，她却说：“上访的不住这边。”高氏问住那边，她随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马路那头吧？我们从那儿过来的。”
大嫂习惯性笑了笑，隐隐有汽车的喇叭声传来。“巷道太复杂了，耗到明天也钻不透。”高氏叹道。
“比人的肠子还复杂。”回地表达了诗意的赞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旧哑攻着那些充满诱惑的窄门脸。有一次，我撞见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窝煤炉上支锅炒菜，鲁莽地问一句：“您上访吗？”吓得人家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转悠了大半小时，我们从左边出来，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机，离天黑还有点时间，于是三人从头开始。“今晚住在这一带？”我问。高氏答：“看情况吧。”
依旧没一个上访的。迷宫里炊烟四起，关门闭户。除了三个闯入者，几十条短巷内再没人了。这是我在北京城这么多天以来最安静的一刻，偶尔的喇叭声像来自遥远的梦中，脚步、心跳、甚至焦燥的脑门跳都被夸张得异常清晰。我们倒变成了声调凄楚的叫花子，下意识地重复了上百遍“有人吗？”但凉透的心里知道不可能有人，墙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开了，接着是剧烈的耳鸣。
“我可找回当年失恋的感觉了。”我开了个不合适宜的玩笑。
回地还在东张西望：“有上访村吗？３块钱一宿的旅馆在哪儿呢？”
“我感觉就在这附近，明天再接着找。”我抠脑门道。
“像在打《地道战》，人民都下地缝了。”回地说。
“哪就掘地三尺。”
“没那么严重。”高氏友好的笑着，憨厚得像个地道的傻瓜，“会找到的，老廖。”
接着高氏有了重大收获，他在一堵鹤立鸡群的两层楼墙面上，寻见一则公安及联防的告示。时代变了，这类官方文告却从４９年共军进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贯穿了下来，成为这个种族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头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首都的形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蒙受损失云云，接下来是“根据某某法律政策”，列出１、２、３、４、５、６、７款，均系胁迫大伙的条文，其中的核心为警告当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给上访人员和法轮功，若发现可疑人等在周围活动，务必报警告密，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我们细细端详着那破纸，猜测“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关还是罚？关多久？罚多少？”高氏钻研道，“这上面都没写。”
“《治安处罚条例》８０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钻研起来，“人民币和人口涨了多少倍？小丫头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是否‘可疑’呢？”我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问题，肩头做贼似地矮了一截，缅甸女人昂山素季的一段话刹时浮出脑海：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可谓一箭穿心，我脸色刹白地愣在原处，直到高氏拍完照，搂我的肩。回地还在咕哝：“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访人员肯定在这一带最集中。”
“或许刚被清剿过。”高氏说。
为了从幻觉陷阱里挣脱，我又敲开了一扇门。见五个人蜷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清理着什么东西，却异口同声地否认“上访”。我边道歉边撤退，接着又拿出赌博的勇气，一把拉开一筒子屋，一个乡村女孩从床铺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说：“有事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就问这么个单人床的空间租金几何？女孩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８０”。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阳下去了，洼地上笼了一层薄雾。尘世的车流在马路上周而复始，高氏隔着污水滩与几个脏小孩对望。“这地盘年头不浅了，”他叹息道，“如果上访十来年，孩子也该这么大。”
我注意着村头的小卖部，店主坐柜后。捧了一盆面条在吃。紧邻的筒子屋，蛤蟆一样张着口，一个健壮的妇女正埋头洗碗，肩背门板似地朝外。我趸上去，凭多年的访谈直觉，我认定她上访，因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儿。我满有把握地轻声问：“大嫂，您知道谁是上访人员吗？”
她缓缓扳过身，拦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赖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齐耳背的短发，一张黄泥色的大饼脸。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却闪着刺人的血红。我本想问她的眼睛被谁打啦，却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泼掉碗里的水，回转头。我再次问：“大嫂，您知道这地儿谁在上访吗？”
“给你说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撒退半步，右脚险些踩进积水。收腿时我死乞百赖地再问：“大嫂您上访吗？”
妇女冷笑了一声，终于抛出一句：“你是间谍吧？”
“间谍？！”
“对，瞎转一下午，屁也没得到吧！人家都不愿搭理你们。”
我张口结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说我是特务，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帮子老远就挤出笑纹。接着，挺和谐地站到妇女身旁，一团和气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这么回事，我们呢……”
“社会调查？”妇女边琢磨这新字眼，边审视高氏，疑云渐消：“真的不是间谍？”“哪儿的话！”高氏摊开双手说。“间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岂敢留光头和长发？您瞅清楚，我的头发是真的，没戴头套。”
“我还以为你们要偷上诉材料！”妇女松了口气。
“什么？！”
“怪我老爸没让读书，我不识字，哭了多少。”妇女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如疾风骤雨。我急忙掏出录音机，与高氏互换了位置。我欲采取习惯性的一问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来北京两个多月，材料被偷了两三次。有人冒充公安，专偷上访材料，连车票，医药发票都不放过。我不识字，材料要花钱请人写，后来没钱了，请不起了……”
“您请律师了吗？”我见缝插针道。
“律师？真正的律师请不起，上事务所，不见；写材料，标明２００元一份。假律师倒经常上门，许多人初来乍到，就请了，结果便宜无好货。去哪儿都遭殃。现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帮，你冒充公安，你扣留关押，你下耗子药，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这么黑暗！什么手段都使，怕杀人灭口，我妈也跟着来这儿。你们看吧，横着两米挤两人的洞，我和妈一个睡一头。这样也好，凑合着过，材料压在铺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访，另一人就在家防着。不在乎，关过七、八次了，我借别人像机拍的证据全搜走了，毁坏了。血白流了吗？高院让我回去，在当地解决。当地能解决我还跑到北京来？市里、县里、乡里都是他们的人，黑帮也是公安局家养的，我回去就没命了。没钱也不回！讨口也不回！租这房每月１２０块，我就去讨，有剩下的，就买点米面。吃菜就去市场上捡，没人要的菜帮子，肉案边的渣子余料全捡回来，洗一洗，放点盐，还能吃。妈说，什么苦日子没过？周围这么多上访的，至少没生命危险啊！一喊，人全出来了……”
趁她喘气的间歇，我赶紧问：“您是哪儿的人？”
“安徽淮南凤台县七一乡的。”
我恍惚记得安徽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作为诵∑降母山 〕ね蚶镆虼嗣 笤耄 僭撕嗤ǎ 沼诘鄙先舜蟪Ｎ 嵛背ぁ?p>“您们那地方还富裕吧？”
“当官的都富裕了，一个乡的书记一年的收入都１００多万。土地承包得比较早，大概８０年代初，我家就承包了河坝。当时那河坝光秃秃的，连根草也没有，离村子又远，谁也看不上。可我爸性子拗，非要承包。我爸属小龙，今年６４岁，能吃苦，毛泽东那时就是劳动模范，从吃公社食堂到文化大革命，年年是公社的模范，掏河挖沟、耕地耙田、砍树植树都冲在前头，奖状得了一屋子，有的贴不了，就卷在柜里放着，还有草帽、毛巾、鞋子、一人得的奖品全家都用不完。我老爸琢磨报纸上的社论。觉得政策不会变了，就瞅准河坝，把全家赌上去，栽上许多果树，还有其它树。路远麻烦，我老爸又领着全家在坝上建了七、八间房，驻扎下来，日夜操心。
“后来树长成林，经济发展，河坝地越来越看好。公路也修过来了，也有人骑自行车来旅游了，我家就在路边修车补胎，扩大经营范围。日子过得红火了，就有人眼红，先是村官借钱，许多次不还，我老爸就不借了。稍后的８８、８９年，乡里来谈，‘为了整体发展，共同致富’，要收回承包地，我家当然拒绝了，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到了九几年，河坝成了风水宝地，水果卖不过来，林子钻进去，连人影子也见不着。而政府也一再派人，要收回承包，还在坝边挖沙，搞建筑，把河坝搞塌了好几块。我家坚持不退让，他们就让黑社会的人来骚扰，偷、抢、打人。到了去年，政府强令拆迁，声称坝是国家的品牌，我家不搬就是不爱国。这帮贪官都想从这儿捞好处，可我老爸牛脾气，宁死不迁。
“有个半夜，我家八间房全失火，转眼就红透了半边河水。村里都知道是当地黑帮‘十一少’放的火，但没人敢惹。房烧了，我老爸就原地搭窝棚，还不搬；于是十一少就打上门来，我爸，我妈和我，全挨揍。我和两个弟的头发被烧了，大弟当过兵，被当胸一拳砸睡下，至今胸口疼。
“整了好几次，还拿刀砍，我爸和两个老弟的胳膊、腿都被捅，血流了一地。报案到派出所，公安不仅不去抓凶手，还要我家出示证据。身上的伤，像机拍的家破人亡的照片都不算，他们要目睹证人。十一少很猖狂，就堵在派出所门口，一出来就追我们，公安就当没看见。市、县、乡都穿一条裤子，没小百姓的活路。
“没家了，断了后路，还要躲黑社会。我老爸和两个老弟，三个伤病人，躲在亲戚家不敢露面。只有我到处告状，市里告不了，到省里，我不识字，吃了多少哑巴亏！但是人怕逼，我一个女人，你能把我剁来吃了？我被拘留过８次，最长４７天，最短７天，不服，就是不服！你们要打要剐，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雪亮的眼睛罩着，这就有证人。有一次，七、八个人拽我进黑屋，我死抠着门把喊：“我不挨黑打！我不挨没证据的打！我永远相信共产党，死也要盼包青天。‘有个当官的嫌太难看，就出面阻止了……”
正听得入神，却有手扯我衣角。惊回头，见一皮包骨头的老太太贴在身后，厚镜片里目光充满恳求。我问“有事吗？”老太太点点头，更紧地攥住我说：“去我屋吧，你不能光听她一人的。”我为难道：“还没完呢。”却不提防一个鲁莽的男声吼道：“她永远没完！”此时，周围冒出了一堆人，都喊着叫着：“去我屋！”幸好有几滩污水，大伙才没从正面挤过来。高氏和回地见状，急忙高声打掩护：“我们不是记者！我们是做社会调查！”但人们的情绪波动起来，我只好关了录音机，想随贴身的老太太去。正倾诉的妇女见势不妙，急忙拽着我胳膊。人们愤怒起来：“你还要哆嗦什么，你把大家的时间都占用了！”妇女见犯众怒，就一边放手，一边去床上抓起一大块写满字的白布，叫高氏“快点照”。
天光不足，妇女就出了屋檐，将冤情白布牵开。高氏按下快门，又叫我与她各牵一角，拍了张完整的。此时，店主冲了出来，大喝：“干什么？！”还推了她一把。不料她反而冲店主笑。原来，这是她的房东。
店主又冲人们吼：“散开！散开！惊动了联防，我连生意也做不成了。”
离开的刹那，我才知道在这儿录下的第一个声音叫“桂兰”，只有２８岁，可她愁容满面，头发夹白，看上去接近４０了。
瘦老太太一直狠拽着我，生怕猎物被其他人夺走，我的羽绒服领子歪斜，小半个肩头都露了出来。我跟她转了两个弯，进入一条两米宽的巷道，看来这一带经常遭水淹，所以两边笼子屋的地基足有半米高。在我迈上三级台阶，被挟持进屋之际，脑后还有人叫：“去我屋吧！里面有十几号人等着呢！”
终于扣上了那扇破门，老太太松开我，歉意地一笑，我却差点流泪了。她的脸比巴掌还窄，耳边的两根筋象两根醒目的鞭子印直插进领口。当她的笑从喉管里咕咕两声冒出，进而自嘴边牵动面皮时，两眼却在圆镜片里直勾勾的，没一点笑或者哭的意思。那种惨，那种活在坟墓里的惨，我写不出来。
稍后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老太太”还没满５０岁。此刻，她直挺挺地屹立床尾，而床上还坐着三个女的。靠里的两个人年龄大些，凭肤色和衣着，断定他们是乡下的普通妇女；而靠床边的女孩白皙、文静，高氏与之聊天，知道她还是中专生，由于无辜遭受当地化工厂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患上了无药可救的怪病，省市求告无门，所以上访到北京。
四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同租一屋，除了一架超大的炕板床，就剩横竖两过道。上访的材料或垫枕头下，或装入口袋塞过道尽头。碗筷锅盆叠在一处，“老太太”勾腰朝里收了收，方重新站直，有条不紊地将她的申诉状取出，一张张摊开纸页，在床的一角摆了个四方阵。她口中念叨着页码：“１、２、３、４……，”从左至右，三排，不差毫厘，然后，还有一沓照片。
我比高氏矮半个头，“老太太”比我矮半个头。隔着床角，几寸之间，我的呼吸吹动她的发缝。她的头发非白即灰，并且脱落得绽露出头皮。我不忍深看，就拿出录音机，并偏移目光。
“老太太”第三次站直，两臂下垂，贴紧裤缝，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罪似的。她问我：“开始录了吗，同志？”
“好，开始。”
于是她清咳了两声，一字一顿地开场。看来她已重复操练过若干次，积累了相当的临阵经验：“我是黑龙江省富锦市１０１医院人氏，我是医生，我叫徐惠芬，８９年由于同事纠纷，被李长成侵权伤害，住院花掉１１００多元，后来他自己同意报销药费。可不久，他又当着邮电局长的面，纠集牟桂山、李海波将我再次打伤，药费又花了１７００多。因生命无保障，我将一伙打人凶手和背后主谋李远航告上法庭，先是富锦市法院，后来又上诉到佳木斯法院。李远航是医院院长，有钱有势，他向公安、检察院、法院行贿，致使这起简单的行政诉讼一拖近１０年，他还当着我扬言，要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吃他那一套，李远航就雇黑社会的引三杀我，引三没来杀，说我是好人，他妈还认识我。后来李远航就亲自到山东，雇黑道上的李燕亭去学校绑架我的女儿和儿子，当时有学校校长、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场，李燕亭没下手机会，就找到我说：”是公安局让我这么干的，你不拿钱我就找公安局。‘还把一张写着‘王抚红，１１岁，在某某学校’的条子给我。我撕掉了，还给在场救我女儿的校长他们下跪。后来到了１９９８年，我女儿考上中专，读石化专业，李远航又雇哈尔滨市的杀手丛松将我女儿绑架，以５００的价格，拐卖给桃山（我通过录音和地图反复查证，黑龙江境内无此地名，只好记下音译——老威注）红玫瑰娱乐城的老板王玉良，逼我女儿做三陪小姐。我女儿不甚忍受摧残，就逃跑，可没出５里地，王玉良就雇了辆伏尔加堵截，将我女儿抓住，活活地打死。我有照片为证。”
直到此时，“老太太”的嗓音才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而之前，她的“认罪”腔调始终是不紧不慢，似乎在宣读一份报纸。她的手也在下面机械地翻动，正念着的一页将完未完，眼角就透过镜片斜溜下一页。额头出汗了，由于弦绷得太紧，她可能捡错了页码，因为录音机里录入了纸响、喘息及小声的嘀咕：“在哪儿呢？”
她跟着又念，但似乎没衔接上：“学校知道，他贪污学生保险费，现在只给我３３００元，还差６０００多。这是谁呢，学校校长吧？贪污保险费……”
她有点念不动了，但我和高氏都不好吱声，因为对沉浸在往事里的一根筋头脑，不能随意插嘴，否则就越搅越乱。果然，几分钟后话题绕了回来：“这儿有１９９９年３月７日，我女儿逃跑，被殴打致死的证据，红玫瑰娱乐城和派出所开出的遗物清单；还有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桃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廖国庆的批示：‘查处王玉良一案，立即刑事拘留，依法办案。’他们没有依法办案，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至８日，中央李瑞环去伊春和铁力视察，怕我喊冤告状，廖国庆和一名刑警，用车把我接到桃山，住进酒店，睡沙发床，每顿饭四个菜，还陪我游花逛景。当时有三个女的照顾，指导我写‘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这样搞了几天，估计李瑞环走了吧，他们就说：‘材料备好就没事儿了。’还掏出一大把钱晃了晃说：‘你去过伊春吗？检察院副检察长家？’我回答：‘找过，没去过。’她说：‘我去！带上材料替你去！’可说了就说了，还是没处理杀人凶手。
“这是我女儿（在逃跑前）亲笔写下的犯罪嫌疑人许德利的电话号码：０４５１—３６４４２０２；０４５１—７４９３８０１。通过刑警队的现场勘察，１０分钟就破案了；可他们却伪造证据，说我女儿叫火车给撞的。同志你看，这是火车站当天的《无行车事故概况表》……”
“老太太”觉得热，就取下起雾的眼镜用衣角揩擦；高氏小心地拍照，并对床上的三人点头微笑。她们每人手里都有材料，大约是在看“倾诉冤情的幸运”能不能轮到自己。床边的女孩轻声说了句“我这种特殊的病……”高氏就埋下撑竿一般的腰，将耳朵凑过去。不料，门咚咚地响了几下，我们的心卡地一下提到嗓子眼。“老太太”抢在大伙前头问：“谁呀？”外面没回答，只叫“开门”。“老太太”说：“别理他们”，又接着念道：
“命案就拖下去了。到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０号，我上黑龙江省人大告状，之前我还去了佳木斯，人大、政协、高法都找过了，可富锦当地派人派车到哈尔滨，给了省信访处孙处长３０００块钱，行贿受贿，勾结封口，后台是公安局长刘某某，检察院、法院的某某某，某某某。我被拉回富锦，进拘留所关了１５天。接着在有一天早上６点，大街上还清静，不见人影的时候，将我捆绑着，几个人抬上车，直拉进精神病院。说‘留宿’，还给院方李彦咏６０００多元。我不服，喊冤，他们就堵我的嘴，给我捆绑打针，睡电床，还用电棒子电我，弄了两次，弄得我死去活来。他们还命令我服药，我接了。人一走，我就扔水盆子，厕所，床里面。我没病，同志你们看，这儿有北大第六医院的诊断书：“徐惠芬，女，４８岁，无精神病历史，特此证明。’”
门又响了，不再是几分钟前探究而客气的“咚咚”，而是拍门，通通通，整面嵌着窗棂的墙都抖起来。我警惕地收起录音机。高氏摇头，表示若真有情况，一切都徒劳。我们三个都没带随身证件，却擅入虎口，“搞不好，”我说，“要被公安弄到昌平县去挖土筛沙了。”
“收容已取消了，我们这种情况，如果不暴露身份，最多遣返。”高氏苦笑道，“但又不可能不暴露。”
拍门声更急了，跟着是更更急的吼叫：“开门！开门！！”
高氏问：“还能继续访下去吗？”
我说我没事，看她的。可录好的带子塞哪儿？
“老太太”从我下巴底挤过去，凑拢门缝朝外瞅了瞅说：“急什么！没完呢！”又挤回原处，认罪一般重新站好，开始宣读。而此时，机灵的床边女孩已和高氏聊上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所以随着重新按键，磁带里进了两个声音，女孩若有若无的低诉作为前台悲剧的背景，令人觉得这世道的确不合适人类再呆下去。
“老太太”终于挺了挺腰板，双手执纸宣布：“我现在要求将杀人犯王玉良绳之以法。我女儿逃跑是老板娘魏玉霞发现的，告诉王玉良，并叫上魏东志，李海达，四人用伏尔加车到处堵我女儿，堵住了，用大棒子活活打死，我有照片为证。还有铁力公安局长武铁夫，报假案，隐瞒证据，现场８张照片，只给我４张。我女儿中专生，１４周岁，１６虚岁，逃跑５里地，还是打死了。你们看这照片，腿上、身上全是伤，眼珠子也抠了下来。还有验尸床上照的，这都是……与我女儿一起逃跑的几个女孩，躲进了公共厕所里……”
这时照片全铺开了，有整个凶杀现场的，有局部的，到处是血和打折了的木棍。死者的脸一团模糊，像在地上拍烂了的番茄。高氏轻声问：“我可以拍下来吗？”“老太太”说：“你拍吧，都拍下来。”接着一张张指点照片：“全是伤，多碜心哪。１４周岁的孩子，成这样。你看这大棒子，到处扔的是，逃５里地，还不放过……”她到底绷不住，哽咽起来：“这４张是铁路公安局照的，瞒了４张；这８张是我找人照的，在验尸床上……”她终于泪流满面。
高氏拉亮昏黄灯光，反反复复地拍照。屋外的喧闹更剧烈，拍门已转化为嘭嘭的擂门。窗棂和薄墙地震一般摇晃开来。我和高氏交换着目光，要豁出去开门，又被“老太太”给死拽住。
只听得她加速度地宣读：“王玉良，桃山红玫瑰娱乐城老板，拐卖、绑架、轮奸、故意杀人，触犯《刑法》２３２条，２３９条；中国黑龙江省检察院违反程序，故意包庇、伪证、不调查、隐瞒证据。王玉良明明杀人，却写成‘非法拘禁一案’；原先他们抓我，收容了５天，我出来告公安局‘非法拘禁’，结果王玉良跟我罪名一样，取保候审。深圳孙志刚被打死，公安部长周永康批示，犯罪嫌疑人抓了１１个，我女儿被打死，凶手一个没抓……”
咣咣的擂门已相当恐怖，我汗毛直竖，已无心听下去，可右手仍机械地把录音机举在她嘴边。高氏已收好像机，催促道：“老廖，恐怕不行了！”“老太太”闻之疯狂加速，继续公布了从省到地方公、检、法部门的行贿受贿和包庇等罪状，最后，她突然抬头，猛吸一口气，像被撂上滩头的鱼，上下唇剧烈翕张着：“强烈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严惩杀人凶手，替无辜受害者申冤……残害生命，罪大恶极，灭绝人性，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性质恶劣，手段残忍，阴谋杀人……请中央领导、检察院、公安部打黑除恶，秉公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超期羁押我一共８０天，予以赔偿。上告人徐惠芬，徐展地（音译），李军，李红林，宋燕。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５公里，都叫“上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５公里到底有多少上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片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３个人，也有好几千，可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显然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像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村间下摆过膝的孝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象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访处、人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像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一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像机太小，我真怀疑能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中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录片拍摄者温某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访村。不料在采访９１岁的老基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８万上访者分头潜入天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威的危机。
上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８月１１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Ｔ恤衫和短裤象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访村最矮的成年人，４３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人，公安在马路上日夜执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５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象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一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至３１日完稿于成都
——向侵权行为亮剑！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而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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