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万科物业被指未注册先营业 遭业主集体维权【转】

南京万科物业被指未注册先营业 遭业主集体维权

2009-07-01 08:57来源：每日经济新闻作者：杨淼

南京万科业主的报料称，南京万科物业涉嫌违反价格法、物业管理办法以及非法经营多项法律法规。资料图

　　"我们的万科到底怎么了？"南京万科金色家园业主一脸疑惑地问记者。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接到南京万科业主的报料称，南京万科物业涉嫌违反价格法、物业管理办法以及非法经营多项法律法规。业主们也为此再次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万科，这一次又成了聚焦点。

　　公司注册前就已营业

　　据南京万科金色家园提供的一份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显示，该合同的物业服务期限为三年，自2006年8月1日起至2009年7月31日止。该条款中同时规定"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解除合同并继续履行合同的，本合同自动延续。"

　　但据业主提供的一份材料证明显示，合同乙方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5月30日才在南京市工商局注册。而上述物业管理合同的履行日期 是2006年8月1日～2009年7月31日。"不难看出，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尚未正式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运营"，南京万科金色家园业 主指出。

　　"这样的情况下，该公司是非法运营，并且该合同是无效的。业主可以申请撤销，并且工商部门要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陆峰指出。

　　不仅如此，南京万科金色家园的一份材料显示，南京万科物业在2008年1月30日才拿到三级暂定一年的物业服务资质。而且在南京市房产管理局物业服务网中显示，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核准三级资质的时间是2009年2月9日。

　　"这一时间显然与合同时间不符，都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获得的工商登记和资质，是违法的行为。"业主说。

　　刘陆峰律师指出，根据国家物业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三十二条，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第三十五条，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南京万科物业显然已经违反了上述规定。

　　业主指物管超标准收费

　　南京万科金色家园业主还提出，万科超过标准收费，涉嫌违法价格法。

　　根据南京万科金色家园业主与南京万科物业签署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具体的收费标准是一期住宅每平方米2元，二期及三期住宅每月每平方米2.2元。上述费用中包含公共水电费、水泵并运行费、电梯运行费(0.5元/月/平方米)。

　　并且，该合同规定，万科将根据《南京市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等级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提供5级标准服务。

　　不过，业主表示，根据2006年南京市出台的新的物业等级和收费标准文件，"自2006年11月1日起，按五个等级收取物业费已依法停止执行。 由于现在执行的物业合同是在新标准实施前签订的，依法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等合同2009年7月31日到期再按本标准重新约定。"

　　这样，按新标准万科将调整最高收费到1.9元(原合同是按1.5元和1.7元收取的)，这引起业主的不满。业主提出，由于该物业公司从不公布水 电分摊和物业服务开支，不能做到6点至22点双人立岗，电梯厅、清理垃圾、擦洗次数等多项指标不达标。"累计计算，业主认为总计应为1.21元。而万科物 业却定为1.9元，已构成价格违法行为。"

　　据业主透露，万科在物管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少。还有业主指出，按照相关规定，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是三级资质，三级资质的企业只能管理 20万平方米的物业面积，而目前，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着包括南京万科金色家园、南京万科光明城市、南京万科金郁缇香在内的近70万平方米的物 业。

　　南京万科方面对此表示沉默，称自己所做均在合理合法范围内。

　　绿地"爱上"超高楼南昌再造城市地标

　　上海本土大鳄绿地集团，最近爱上了开发超高层地标性建筑。记者昨日获悉，在南京、郑州建设世界级超高地标建筑后，绿地集团在南昌又将打造两座高度超过180米的"双子楼"城市地标。

　　据悉，南昌绿地中央广场项目被南昌市政府列为"一号工程"，有江西"地王"之称，绿地集团将为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投入30亿元。该项目规划建设集世界级5A"绿地中心"双子楼写字楼、超五星级酒店、大型国际商业中心、高档公寓等于一体的大型现代服务业综合项目。

　　有业内人士指出，绿地的两座超高层双子楼，有可能会成为南昌第一高楼。

　　易居中国・克而瑞(中国)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绿地集团已经先后在上海、天津、南昌拿下7幅地块。而南昌则是绿地集团实施全国 化战略的第一站。自2001年以来，绿地集团先后在南昌市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累计超过200万平方米，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转自】http://biz.xinmin.cn/rehouse/2009/07/01/2171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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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卷入“倒楼案”撼动楼市公信力【转】

官员卷入"倒楼案"撼动楼市公信力
2009年07月01日 05:10　来源：新京报

　　- 社论
　　如果说前天开始的上海楼房倒覆事件只是公众对质量安全的追问，对法律赔偿的诉求，对偷工减料的控诉，对开发商不诚信的愤懑，对城市高房价的悲凉。那么，昨天这份上海基层官员参股该项目的疑似名单曝光，却让公众对楼市产生了公信力的深度怀疑。
　　媒体调查的最新资料显示，作为负责开发"莲花河畔景苑"的梅都地产公司，其第二大股东"阙敬德"为梅陇镇镇长助理，担任过梅陇镇征地服务所所长、镇资产公司总经理、上海迅豪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张志琴是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北张家巷居民。梅都公司其余22名自然人股东中，有一些人在镇征地服务所等机构任职(新华社6月30日报道)。虽然上述消息还没得到权威部门证实，但按以往的经验看，随着事态的发展，上述遭到"人肉搜索"的基层官员恐都难逃干系。
　　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疑似卷入参股案的既有征地事务所工作人员，又有镇政府公务员，更有镇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人员。如上述人员被证实确实是梅都地产的股东。那么，与该项目有着密切链条关系的这些基层权贵，显然有足够的能量在800万注册资金的寒酸下，做起这笔让人不敢相信的上亿元的房地产开发生意。

　　客观分析，上海在出现殷国元房地产窝案后，楼市还算相对平静，但这桩倒楼案的背后，是不是会牵出更多人物？故此，期待相关部门将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尽快公开，并以此案的全面公开解决，当作是楼市公信力的探测器。
　　其实，资本与权力在楼市中结成利益同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去年曝出的重庆房地产窝案中，4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涉入，8位厅级官员因受贿而落马。如今，官员被指直接入股房地产公司进一步表明，这样的利益链拉得更紧，相互抱团得更密。
　　我们知道，房地产行业的腐败有着很大的蚕食性，规划由政府部门做，土地由国土部门拍，住房由施工企业造，资金向银行借，有些开发商甚至只是扮演了一个"掮客"角色。如果他们想要绕开监管，获得更多利益，就得拜土地爷，找财神爷。而撮合这些交易的大多数又是官员的权力影响。
　　我们从这次倒楼事件中看到，房地产行业没倒在房改初期600元一平方米的瓦房年代，没倒在"包工头"把持建筑队伍的十年前，没倒在土地价格由政府划拨的零地价年代，没倒在建筑材料五大三粗的大跃进年代，而是倒在了规划、贷款、施工许可、招投标、资质管理、工程监理的多环节腐败上，如果不改变，倒掉的将不仅仅是某一幢楼，抽离的或许将是楼市公平的梁，撼动的是楼市的民生基石。
　　今年下半年起，商品房的价格问题将经受经济是否全面复苏的考验，而保障性住房也面临着分配公平的验收。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如果不解决现有6万家开发商的良莠不齐问题，用制度斩断那些灰色的利益链条。那么，房地产的民生之舟，就有可能真正遭遇到这个产业出现以来最大的倾覆风险。

上海塌楼事件确认官员入股 股东中有镇长助理【转】

综合新华社电 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新闻办30日晚间表示，针对社会舆论提及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多名股东系政府工作人员等问题，闵行区高度重视，正责成有关部门依法调查核实，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媒体公布。
第二大股东确为镇长助理
记者调查显示，上海"莲花河畔景苑"楼盘的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原为闵行区梅陇镇集体企业，2001年转制为民营企业。公司原董事长阙敬德现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5%；公司原董事、现任董事长张志琴为第一大股东，占64.275%股份。
公开资料显示，阙敬德为梅陇镇镇长助理，担任过梅陇镇征地服务所所长、镇资产公司总经理、上海迅豪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张志琴是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华一村北张家巷居民。梅都公司其余22名自然人股东中，有一些人在镇征地服务所等机构任职。
事故调查方面，为加快调查进度，负责检测的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30日晚将通宵作业，进行钻孔取芯、检测桩基的质量。预计全部野外调查工作7月1日完成，2日完成数据分析结果。
全市地毯式检查在建工程
在建楼房倒覆事故发生后，上海将对全市在建土方、基坑工程进行"地毯式"检查。30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上海已紧急下发通知，严查全市现场堆土、土方开挖作业以及基坑（沟、槽）围护工程，以及建设工程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质量问题。
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新下发的通知指出，关于土方工程，近期检查重点是:各专项施工方案、监测方案的编制、审批、专家论证以及执行情况；专业施工队伍的资质情况，及其现场项目经理的资格情况；土方工程及基坑（沟、槽）工程的承发包关系。(综合新华社)

【转自】http://www.chinanews.com.cn/estate/news/2009/07-01/1755706.shtml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shanghailoupandaota/news/200907/0701_7154_12274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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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乡亲被强拆的过程【转】

【转自】http://you.video.sina.com.cn/pg/topicdetail/topicPlay.php?tid=2988635&uid=1602597885&t=1#14438561

没去过上访村不知他们有多苦【转】

于建嵘:没去过上访村不知他们有多苦

2007-05-16 10:06:07　来源: 南方新闻网

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的于建嵘教授，因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屡屡直言获高层重视而广受关注。两年前，他因为建议“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而引发有关信访改革的论争。

网易深度人物专访系列之于建嵘

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新《信访条例》实施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这些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因上访遭受打击迫害给说法

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上访人员聚居，也就形成了“上访文化”，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影响，各种歌谣和传言流行一时——长期居住在“上访村”的三四百名上访种子，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呼朋引伴，因此上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到北京上访就像走亲戚

没有去过上访村的人，不知道上访的群众有多苦。我在上访村调查期间，拍了一个片子，前不久在社科院的一个会议上，我放了这个片子，当时在场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一生的时间就耗费在漫长的上访之路上，他们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既然如此，就应该帮他们把这块遮羞布扯掉

《南风窗》记者 阳敏 发自北京(南风窗供网易深度专稿)

在底层行走的学者于建嵘（南方人物周刊供网易深度图片）

此时恰逢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2008北京奥运会也进入倒计时，温家宝总理表示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本刊记者特此就《信访条例》实施情况、如何化解进京信访高峰等问题专访了于建嵘教授。

信访诱发信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2007年5月1日恰好是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我得知您所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对新《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您是否能谈谈此次调研的情况？

于建嵘（以下简称于）：这次调研包括进驻北京“上访村”对大量进京上访人员的访谈和问卷，与部分地市和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人员座谈及对相关专家的访谈。通过调研，课题组认为，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从2005年5月1日实施以来，在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据对560名进京上访群众的问卷调查，有71.05%的人认为，新《信访条例》实施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这些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因上访遭受打击迫害给说法。

《南》：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上访诱发上访。是这样的吗？2005年修订后的《信访条例》是不是执行起来出了什么问题？

于：的确如此。新条例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提到了总则，但问题是，新条例同时规定了许多所谓“规范”信访行为的条款，比如，第18条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人”，可条例中并没有对如何推选代表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而在现实中，要推选代表就要开会，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定一个“非法聚会”或“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罪名；要选代表就得要支付一定的上访费用，就可以定一个“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罪名。再比如，第20条规定，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否则，按条例第47条规定，要受到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条款都可成为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理由和借口，已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南》：我看您在此次“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调研”中，再次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截访”和“销账”的做法，您指出上述做法不仅堵塞了群众的信访渠道，而且会直接腐败国家的信访队伍。

于：从这次调研的结果看来，近两年来，许多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各级信访部门特别是中央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对地方主要领导的政绩有一定的影响；其二，有59.77%的信访群众表示，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

信访洪峰无法缓解的关键在于，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的调查、直接移交和督办权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我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即某某领导批示，这主要针对个案而言的；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即各级政府都有关于各地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并与政绩挂钩。

各级信访部门虽然可以依靠这两种压力来促使具体工作部门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修订后的《信访条例》第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这实际上就把息访制度化了，地方政府息访压力很大。

改变之道

《南》：2007年春节前后，您深入虎穴，住在北京永定门东庄地区的“上访村”实地调查。据说，您因为穿着破烂，貌似上访群众，差点被警察送到湖南驻京办解送回乡。能不能谈谈您对于“上访村”的感受？

于：据调查，“上访村”平时大约有2000多进京信访的群众，“两会”或国家有重大活动前后，人员更会大量增加。信访群众之所以聚集在这里，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在这附近地区。

上访人员聚居，也就形成了“上访文化”，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影响，各种歌谣和传言流行一时——长期居住在“上访村”的三四百名上访种子，常常在全国范围内呼朋引伴，因此上访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到北京上访就像走亲戚。“上访文化”的形成使得“上访”群众很有凝聚力，他们甚至经常自发组织到敏感地带上访的“集体行动”。为了防范信访群众进行所谓的“集体活动”，有关部门经常对“上访村”进行清理，难免发生一些暴力冲突，这些事件又成为了国内外各种媒体报道的焦点，这些都造成很严重的政治影响。

《南》：所以，您认为解决上访村的问题刻不容缓，是吗？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

于：要解决“上访村”的问题，一个比较现实和有效的做法就是改变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来访接待部门较为集中的问题。根据各部门接待场所建设和“上访村”信访群众分类等情况，我建议把“最高人民法院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迁出北京永定门地区。这样就可分散约60%以上的进京信访群众。

《南》：我想，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会认为，化解了上访群众也就等于掩盖了矛盾。您的观点可能会比较孤立，您怎么看呢？

于：没有去过上访村的人，不知道上访的群众有多苦。我在上访村调查期间，拍了一个片子，前不久在社科院的一个会议上，我放了这个片子，当时在场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一生的时间就耗费在漫长的上访之路上，他们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既然如此，就应该帮他们把这块遮羞布扯掉。

《南》：我听说，上访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2008，到北京来看奥运”。根据以往经验判断，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势必出现上访高峰——这恐怕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在短期内化解可能出现的信访高峰呢？

于：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我自己，在上访村调查期间，给一些上访户提供了咨询，也化解了不少矛盾。上访群众都相信知识权威，也相信政府以外的一些机构。

我们的调查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560人，平均来京上访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个部门和机关。有些人进京上访已数十年，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十分差，有些在路边街头露天居住，靠拾垃圾或乞讨为生。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人滞京原因不一，较为复杂：其中，近半数以上的信访群众表示，因为害怕地方政府的打击报复不敢回乡；另一部分当事人，并非案件的判决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对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不信任，才长期滞京上访，需要有独立的中介机关帮助他们进行分析和把握；有些长期滞京人员的精神状况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根据这些情况，我建议由有关部门组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法医鉴定中心等社会中介机构及社会知名人士、心理分析师等对较典型的信访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信访群众分清信访案件的性质，加强司法机构在处理信访群众权利救济时的主导作用。对某些长期滞京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可以考虑由中介机构陪送回乡。

【转自】http://news.163.com/07/0516/10/3EJUHHSP00011SM9_2.html

社科院称上访文化形成 “上访村”最多聚万人

http://news.QQ.com　 2007年04月05日10:37 　 南方周末

 公安大接访在访民中影响巨大，图为访民向一位公安负责人倾诉 吴东俊／图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如同某个县城的候车大厅，来自四方的访民百无聊赖地注视着面前的大屏幕，等待接谈。

方圆几百米，北京永定门东庄，这个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上访村”，日复一日，仍是往日面貌。

此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新《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实施以来，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但信访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结论是社科院课题组进驻上访村，通过对560名上访者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而得来。

课题组负责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表示，在2008年奥运来临之前，用什么方法有效化解信访高峰，对中央政府来说迫在眉睫。

本报获悉，中央联席会议已决定，2007年将在全国范围排查化解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目的是预防和减少新的信访问题，为中共十七大和奥运会的召开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上访文化”已经形成

北京永定门地区的“上访村”已存在多年，因这里的民房、空地、废墟和桥洞容纳了一批上访者而得名。

社科院课题组提供的数字显示，“上访村”平时大约有两千访民，而“两会”或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人数会增至万人。信访系统内部人士则认为，“上访村”的实际人数固定在五六百左右，其中多数是老上访户， “规模并未像外界描述的那样庞大”。

2005年，新条例“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原则曾短暂缓解了北京信访形势，各地访民回乡期待问题解决。而各地也开展“变上访为下访”及“大接访”的活动，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减轻北京的压力。

然而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和不信任使访民重回北京。社科院报告显示，有关涉法纠纷，再次来京上访人中，37.78 ％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因为判决败诉，而13.35％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

记者在“上访村”与多位访民访谈发现，相当一部分上访者人生的主要时光都在上访中度过，且坚信中央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社科院的调查也证明，66.54％的人进京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使得问题可以直接解决，50.38 ％的人认为至少能够得到中央领导的批文。

无论何种情况，很多访民都把最后希望寄托在最高领导人身上。记者曾问一个为父亲是否应享受烈士待遇而上访了35 年的老人，“如果法律专家看了材料说，你父亲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政策，那你怎么办？”他回答，“法律专家我也不信，除非总书记这么说”。

一些深知上访无果仍不愿回家的人们，留在这里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见到国家领导人，然后反映他们知道的情况。

记者在“上访村”采访发现，大量访民已将“上访村”作为一个社区组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感。有些访民即使露宿街头也不愿离开这里。他们平时多以捡拾垃圾为生，两位上访女性还用垃圾堆里的染发膏互相染头发。上访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访民在此生活不便但精神乐观，他们被接访者带走，就说“我坐专车回家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有两块大屏幕，一块显示即将接待的名单，另一块则是不再接待的名单——字幕在不断滚动，有人仍旧要来。

社科院报告认为，“上访文化”已经形成，以“上访村”最为典型。“上访村”能够形成，主要是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都在此区域。

报告认为，访民大量聚集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彼此间有精神上的影响，互相鼓励，对各自案件传递一些错误信息，各种传言流行，这都为未来政府化解上访洪峰带来困扰。

这个结，如何能解

新华社最近援引国家信访局的表述指出，目前上访主要集中在企业改制破产、土地征用和承包、城市拆迁、涉法涉诉等突出的社会问题上。而这些问题牵扯的政策面和社会因素多，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

国家信访局有关部门此前也曾以某上访大省为例，探讨过访民进京的原因。辽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性矛盾引发了大量信访问题，而其主要问题是：历史包袱重，如企业退休养老金缺口大，老职工心存强烈不满；下放的中央企业政策性破产后遗症问题多，失业人员长期得不到再就业；不同群体在利益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突出矛盾难以及时解决，如国企改制中欠发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的工资、福利以及保险费用等。

国家信访局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些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引发的信访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和法院都难以在短时期内根本解决，大量访民只有到北京寻求帮助。

两年前学术界对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没有为信访改革带来实质的变化，而被寄予厚望的新《信访条例》也无力解决制度性问题。

在一些上访者看来，上访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往往超过了最初上访时要解决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访民的上访诉求开始发生改变，以自己因上访而受到的不公对待为主要内容，而此前要反映的问题“变成小事了”。

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两年来，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十分严重。各级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对地方官员造成巨大压力。

调查称，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如“销账”等，在信访记录和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某省某地党委下达正式文件称，“销账是无奈之举，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直接的花钱买稳定”。

一面是众多访民一心赴京的决心，一面是基层信访部门确保达到中央“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的要求，多年来，双方在各自理念的支配下，周而复始。

信访部门特别是基层对此一直苦不堪言。一位信访干部说，信访局好像一个大杂烩，什么问题都往这里跑。国家信访局的调研也表明，大量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途径处理的争议、纠纷，纷纷涌入信访渠道。(如一些行政复议案件，以及应由仲裁机构受理的劳动争议。)

各级信访部门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工作状态，一方面要接待大量的来信来访，一方面要组织人力到上级信访部门接访。接访的常规做法是，各地接到有关方面通知后，解决上访者的吃住行并带回当地。一位信访干部对记者说，“你想想看，一个信访局就那么点人，精力几乎全花在接访上了，但这又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位法律学者为此感慨，信访问题的结，目前很难有人解得开。一些国家信访部门的内部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有人对记者说，“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来源：南方周末【转自】http://news.qq.com/a/20070405/001693_1.htm

廖亦武：寻访北京上访村

“是你欠了两个月的房租没交吗？是你
　　　　　　凭一副可怜相在这儿招摇撞骗吗？”劈头盖脸
　　　　　　不由分说的一顿毒打。围观者齐声叫好
　　　　　　吵嚷着送派出所。“啊打吧打吧！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想活了。从眼眶里流出墨水
　　　　　　从哭泣里学会写诗；从陌生的人群中学会装鬼
　　　　　　从北京，哦，从北京这只空酒瓶的底部仰望天空。
　　
　　　　　　——引自诗人曾德旷的长诗《殴打》
　　
　　 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中午，我乘列车抵达北京，按老习惯，住入元大都故址附近一位老朋友兼赌徒的家。稍后，与众多旧人共渡了旧历年关；再稍后，我与艺术家高氏兄弟通长途电话，约定了碰面的时间。
　　
　　此前，我和高氏在成都和济南，一南一北，两千里路的两端，同时上网搜索北京上访村的条目，并同时对署名“上善若水”的文章——《上访村，谁的眼泪在飞》产生了兴趣。我的兴趣读者们也许理解，因为这在已进行了两年的《冤案访谈录》的范围以内；而高氏的兴趣在普遍回避政治的观念艺术界，却属于超出范围的异端，或革命加异端。他们不玩两性关系和东方神秘，却老是在街头巷尾出钱雇民工、乞丐，拉拢其投入艺术活动。在某一年除夕，他们曾邀请了两大桌露宿街头的乞丐一起吃年饭，并把那些脸暗拍下来，合成一个观念作品——《与无家可归者共餐》。
　　
　　由于网上文章均未标明上访村的具体地址，只以方圆多少里来概括，所以，我又给不少以关注民众疾苦的道德文章而著称的学者打过电话，均无结果。最后，我想起湖北籍酒鬼余世存，他主编过《战略与管理》，消息来源甚丰。果然，电话一去一来，老余就敲定了。
　　
　　２月７日早晨，已经阳光明媚了好几天的北京令人神清目爽，柳树发芽了，坚冰正在融化。我，高氏，还有诗人陈勇和回地，同余世存在五星级的建国门饭店见面。神通广大的老余请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做东，于是大伙利用美帝国主义的公款吃了一顿广东好饭。席间，老余作了介绍，我与储百亮聊起来。他驻京８年，普通话地道，那种带“儿”的卷舌音，令我等川耗子汗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把上访村“摸了个底儿透”，哪儿进哪儿出，假上访和真上访，桥洞和旅馆等等。他还随手画了一张路线图，并特别强调“铁路以南”。
　　
　　很遗憾，储先生是一眼就能辨出的正宗老外，不可能给一群中国人做上访向导。为缩小目标，余世存及陈勇也留下了。我捏着巴掌大的美式路标，与高氏、回地一道打车上路。都市繁华纷纷退却，２０多分钟之后，路面开始坑洼起来，尘土飞扬。大约过了一座公路桥，沿着倾泻着垃圾的肮脏河岸，北方的天空和地貌显现出它荒凉的本质。我们在陶然亭一站下车，向路口的几个人打听上访村，他们均习惯性地笑着，不接话茬，却反问我们是不是外地来的，住不住旅馆？一个面色粗砺的妇女还拍着路旁的面包车说：“专门接送。”高氏随口问价，回答是２０元至５０元不等。高氏说：“我们要找最便宜的上访人员住的旅馆，就是一宿３到５元的那种。”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们还算齐整的衣着，哄笑起来。妇女说：“最低１５元，再低就没赚的了。”我敷衍说：“你留个号吧，回头打电话给你。”于是妇女叫一个更加粗砺的北方汉子留了手机号，并且指出：“你们不是上访的。”高氏说：“怎么不是？这地方我２５年前就来过。”
　　
　　高氏没打诳语，他的确在２５年前，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来过这里，他还依稀记得这路口，拐进去，就是一条深２００多米的死胡同。高氏边走边拍照，并让我留意斑驳的老墙间的文革遗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二字辨不清楚了。不过这倒是眼下处境的写照，进入这条上访胡同的人，似乎一生都“团结、紧张、严肃”，而“活泼”的多余的尾巴被国家给切除了。
　　
　　胡同右边还有印刷厂和印刷公司的招牌，看那衰败的痕迹，要么是６０年代一直苟延至今的老国营企业，要么是８０年代残喘过来的乡镇工厂，我怀疑里面是制作盗版书的窝点。紧挨着这窝点，还有个打着饭馆旗号的窝棚，卖大饼、馒头、干饭和炒菜。这是上访淡季，老板，小工和一条脏兮兮的狗都无精打采，全无城里饭馆拉客的热情，可见其不愁没生意做。
　　
　　往里再行几步，就到头了。普通得过分的大门，看不出这是国务院的信访处，倒有点像一县级的职工培训学校。门栅闭着，我就领头从侧口入，不料被戴红袖章的门卫拦截，并棒喝一声：“干什么的？！”
　　
　　高氏答：“找人。”
　　
　　“找谁？”
　　
　　“找来上访的舅舅。”
　　
　　“进来说清楚！”
　　
　　我辈闻风丧胆，连称“不必了”。门栅内，好几个红袖章关注着我们，而左侧停着一辆面包警车，司机正抱着方向盘装睡。此时我才看见门外的两间平房，监狱的号子那么大，紧凑的窗户竖着铁栏，其中包含两个巴掌宽的窗洞，像１９５８年公社食堂的饭窗。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功用不过是收取材料并填表格登记。
　　
　　我记得位于成都文武路的四川省高院信访处也在大门旁边，面积不足这儿的一半；而中国各地的法院审判庭都巍峨、庄严，似泰山压顶，令人联想到古罗马凯撒时代的殿堂。相形之下，这“人民来访”的地方犹如积满蛛灰的狗洞。
　　
　　这是一个休息日，政府似乎消失了，而被各族人民统称为“二政府”的红袖章在警界线那边，暗示着几十年前“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毛时代。而上访的人们，从巷口到巷尾，东一堆西一堆，如祖国皮肤上治不好的牛皮癣。他们都持有一个齐腰深的盛满上访材料的编织袋，这种源于日本的原始化肥口袋我小时候就见过，上印“日本尿素”，据说是田中角荣首相首次访华带来的“日中友好”的礼物，特别结实。可谁能想到，它的寿命竟敢长过毛、邓、江，目前，法律意识禾苗般生长起来的乡民们，又拧着它，走进了胡时代。
　　
　　由于较为入时的穿戴和长相，在这条光阴倒流的巷子里我们不被理睬。我写过１００多篇对话，在这儿却插不上嘴。上访者，一律的蓝布衣裤，一律的焦枯的脸，或坐，或站，或行，如冬日阳光下的幽灵。偶尔有风声，偶尔有露出袋沿的纸页被风卷跑，于是那人就爬起来，无声无息地去追。秃枝也在房脊上晃动，最高的纸页挂上面，灵幡一般哆嗦着。诗人回地说，那大概是递给上帝的申诉材料吧。
　　
　　高氏靠近一位北方老大娘拍照，她埋着头，与地上的字纸混淆一体。我们轮流与她搭话，她却沉浸在自己的意境中，把字纸一张张码齐，嘴里还念念有词。我蹲下去，只瞅见“冤情陈述”四个字，老人的破袖就掩住了。
　　
　　警车鸣了两下嗽叭，我们被惊醒了。“走吧。”我说，“这儿什么也访谈不到。”
　　
　　出了巷口，我们又碰见那些拉客者，此时那个妇女问道：“你们是记者吧？”
　　
　　“不是。”高氏答。接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上访？”
　　
　　大伙又笑了。其中有人说：“瞧你的脸白白胖胖的。”
　　
　　“白白胖胖就不上访吗？”我不服气。
　　
　　“也上访。”妇女说。“但那些脸是苦的，是愁的，一瞅就知道。”
　　
　　二　　
　　隔着冰封的宽阔河流，彼岸楼群如正驶入无尽时空的豪华游轮，而此岸的３个人却左顾右盼，向有限的街沿寻觅着。大约１００多米的陶然亭老墙根下，展开了含几十人的乞讨或上访的露天社区，有的锅碗瓢盆都带齐了，饿就随地掘个灶坑煮食，困就靠墙根倒卧，没头没尾地裹进砖头般生硬的被子里，面上再罩一层塑料布。而几米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面。
　　
　　我们在这种半人半鬼的流淌风景里显得不伦不类，往往刚要开口说点什么，对方枯柴棒子一般的黑手就直送跟前：给不给钱，你看着办，别废话了。
　　
　　在半个多小时的搜寻中，我们还撞见了几个初来乍到的上访人员，衣着像７０年代的生产队干部，他们居然向我们打听“哪儿有便宜的旅馆”？我们还在一位摊贩的指点下钻了桥洞，结果空荡荡的。据说这儿曾聚居好几百人，是个免费的吃喝拉撒地。可惜春节前政府重拳整治，出动几辆大卡车，把上访难民统统弄到东郊昌平县挖土筛沙去了。
　　
　　这一时段记忆最深的是一位贵州老大爷，来自黔南山区。当他柱着打狗棍，从墙边凸现时，我随口问他上哪儿去？不料他却站住了，并用与四川话相近的贵州话回了句“啥子”。于是我们隔着两道铁栏杆吼开了。老人已７７岁，浑身烟熏火燎，可腰板硬朗。他当过彭德怀的兵，打过国民党，并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后来彭老总倒霉，他受拖累回老家，“我们那个地方嘛，离公路还有半天路，”他说。胸前的军功章在日照下忽闪着古董的暗光。
　　
　　“我见过世面，就代表全村群众来上访，”老人比划着，嘴里竖一颗孤零零的黑牙，“转了十来天，车到北京，又摸了五、六天到信访，材料递上去了，等得人心焦嘛。”
　　
　　“你回去等嘛。”
　　
　　“回去就出不来了，乡头搞计划生育，一超生就罚款，想钱想疯球了。你不交，就扒房子，杀耕牛，砸东西，收土地。好凶哦，还捆人。这是共产党的世道哦？我这个老共产党，看不惯，就要向上反映群众的疾苦嘛。还说影响不好，到处堵我。我是哪个？彭德怀的兵！身上有弹片，胸口有功章，几十万敌人都堵不住，几个村乡干部还收拾我？”
　　
　　“现在政策变了，允许生二胎。”我提醒道。
　　
　　“狗日的乱搞嘛。”老人一愣，继而恍然大悟。
　　
　　“你回去嘛，在外头生病咋办？”
　　
　　恰好一辆卡车过路，老人没听清，就抬棍划了个半圆，答非所问道：“我就在这一带到处住，就当年轻时蹲战壕了。”
　　
　　话别老人，三五辆号称“京牛”的机动三轮围了过来，都称知道上访村。惊喜之余，我们二话不说就打开了背靠驾驶座的三合板嵌成的密封笼子门，笼内为亲密无间的情侣双子座，眼下却硬塞进三个男人。司机在外头通通连踩五六下，这种盛行于各地的鸡婆车才崩崩崩地吼起来，蛋门乌烟瘴气，笼中刹那弥漫开刺鼻的柴油味。我与回地不得不互相搂抱，他说有点晕，想吐；我说如果旁边是女的，你就不想吐了。高氏半蹲半坐，还一直端着破数码像机，手肘在我们的膝盖上磕磕碰碰。“到哪儿了？”他正猜着，车却轰隆蹦了个高，我们的头都撞了顶箱。
　　
　　跳坑之后，又是上坡、红灯和拐弯。我逐渐适应了，觉得偷渡就这滋味。回地反驳道：“这种速度也叫偷渡？等到了西方，你我都８０岁了。”
　　
　　下车付过５元，我们开始踢腿伸懒腰，呼吸带垃圾味的新鲜空气。蓦然发觉没走多远，始发点就在对岸，我们不过绕冰河兜了大半圈而已。
　　
　　接下来有点像行为艺术，高氏戴军帽披长发，我光头，回地介于两者之间。我们在热闹的街上逮住人就问：“附近有没有上访人员住的便宜旅馆？”都答有，但又指不明确切之处。我们来来回回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中擅自闯入了两家夜总会，三家小客栈和几家当街为铺面的单位。其中有个打着“招待所”招牌的黑店犹为可疑，门脸狭隘，阶梯曲折狭长，上了里咕隆咚的二楼，才见一平米左右的服务台。我们与登记小姐打了个照面，她问：“住店的？”高氏应道：“多少钱一晚？”她答：“有５０、２０、１５。”高氏道：“有更便宜的吗？就是上访人员住的那种几元店？”小姐生气了：“没有！你们要住就出示《身份证》。”并且强调：“这儿没上访的！从来就没有。”
　　
　　我们还是在这超长的筒子楼里打了个来回。百分之九十的门紧闭着，我们曾冒昧推开虚掩的门缝，大多是六人间，也有五人和四人间，入住率大约一半以上，但住宿条件只达到文革时凭证明睡觉的水平。有一房内住了老小五口，行李却只有两个编织口袋，我问：“你们上访吗？”他们却哑巴似地发呆。
　　
　　在服务员的驱逐下，我们又出大街，继续逮住人问那句“便宜”的老话。我与高氏和回地商量，万一今天没结果，我们就找家１０元店住下，“耗它三天，还没个结论？”我发狠道。
　　
　　“京牛”又过来了。还是那种腔调：“上访村么？知道知道。”我们一再求证，还是“知道”。于是三人又被塞进活动肉笼，崩崩崩地上路了。
　　
　　出于诗人的敏感，回地感觉不对劲，但叫停已经晚了。我们沿着河岸又兜了大半圈，居然一丝不苟地返回原地。进巷口时我向笼外瞄了一眼，失声叫停，但憨厚的司机充耳不闻地前进；高氏又擂车篷，司机还是一意孤行，非要抵拢国务院信访处的大门才肯熄火。
　　
　　我们与之理论，回地气愤地强调：“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发的！”司机一头雾水地嘀咕：“是么？这就是上访地呀。”
　　
　　无奈之下，高氏想起留下手机号码的客栈老板，就掏出纸条拨过去。对方接了，但回声表明正在往目的地拉客，过不来。于是我们耍无赖，逼着司机带我们去上访村。司机说：“好吧，不过再加３块钱。”
　　
　　兜第三圈了，三个路盲的警惕性自然提高，就敞开后车门，沿途察看。从此岸到彼岸，嘎地又停车——“又回来了！”高氏嚷道。
　　
　　司机指着跟前的单位大门，毕恭毕敬地解释：“这回没错儿！里面全住的上访户。”然后急匆匆地接过车钱，逃之夭夭。
　　
　　电动栅栏封住了车道，２０多米的深处，有一幢三层的老式楼。我们企图从门警室下的豁口进入，却被一只红袖章手臂拦住：“干什么的？”
　　
　　“找人。”
　　
　　“有证件么？”
　　
　　“没有。”
　　
　　“那就不准进。”
　　
　　“我们是来上访的，”高氏道，“听说里面吃住便宜。”
　　
　　“是很便宜，”红袖章不屑道，“一人一天五块钱，吃住全包。但是要介绍信。”
　　
　　“什么信？”
　　
　　“国务院、人大、高院信访处的证明你合法上访的介绍信。”
　　
　　“有多少人合法上访呢？”
　　
　　“我没数过。”红袖章挥挥手腕，示意我们该离开了。“那楼里还没住满呢”
　　
　　三人喏喏而退，沮丧地压了一会儿马路。我无意间抬头，瞟见了横空出世的“某某宾馆”的楼顶广告牌，突然记起储百亮“见了某某宾馆就右拐”的提醒，不觉豁然开窍。
　　
　　 三　　
　　某某宾馆不过六层，却是永定门车站一带最高的建筑。加快步子绕过去，时光顿时比我们初入陶然亭上访胡同还倒流得快。两层或一层的平顶房屋像粘成一片的火柴匣子，污泥浊水一般涌出来自塞外的旅客们。犹如胶片发黄的老电影，我们在上苍的导演下，与那些挎包扛箱的，拉家带口的，左呼右唤的难民们擦肩而行。灰尘，人头和阳光搅和着，泛滥着。有两分钟，几乎走不动，我们就退进一水果摊，作出选购的样子。其实纸箱里的桔子和苹果干得像油画里的，并隐隐有生漆味。
　　
　　人潮时起时伏，我们又在火柴匣子间穿梭了几回，有个两颊膏药红的五短汉子在腰间捅了我一下，并递来一张内蒙古赤峰住京招待所的名片。“多少钱一晚？”“５０。”“太贵了。”“你出多少？”“我们不住店。”“耍我？”
　　
　　终于望见了铁路，但在检票口里面的候车厅外。我们没票，况且眼下关门闭户，看来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列车。储百亮强调过“铁路以南”，但飞不过去呀。
　　
　　于是我们在周围的胡同里迂回，疲惫而固执地打听着。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躲躲闪闪，有个客栈老板还指着一个断腿的乞丐开玩笑：“他一直在这一带上访，你去问吧。”高氏果然逮住问，那拄拐人专注地剜了我们一眼，向屋檐下僵卧着的另一同类呶了呶嘴，就迈拐而行。
　　
　　太阳偏西了，再这样耗下去，结局甚为不妙，情急之下，我们又上了一趟“京牛”三轮，不料眨眼功夫就进了一条背巷。司机开门见山道：“只能到这儿，那边我可不敢去。”
　　
　　“你怎么说话不算？”我们质问道。
　　
　　司机求饶道：“我退一半钱好不好？真的不敢去。打了招呼的，谁去砸谁的饭碗。”
　　
　　一听这话，我们便揪住不放：“你总得指一条道。”
　　
　　司机略略迟疑，方边掉头边点拨道：“这胡同里总有不怕死的……”声未尽，车就轰轰几下没影了。
　　
　　三米之内停着一辆平板机动三轮，一个虎背熊腰的白发老者横在车前注视着我们，周围还有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妇女。刚要开口，老人就拦住道：“别说了，我带你们去，三个人六块钱。”
　　
　　这是北方常见的货运三轮，不过，大平板上铺了一层油乎乎的毡，我们从四周垫脚一撑，屁股就尘埃落定了。老人回过脸叮嘱道：“坐好，路可颠了。”
　　
　　大概是轱碌有些锈，车的发动绳一拉，就扎扎呻呤。老人持续猛拽，半边肩头倾斜。轮子病人一般滚动了，比牛车还慢。但三个人都感觉颠的很舒服，也许是叫“京牛”挤怕了。
　　
　　很不幸，没出百米远，就熄火了。我们要下车，老人连称“马上就好。”三分钟后继续上路，巷口拐了弯，就一溜下坡。为了节约油，老人关掉发动机，凭惯性朝下冲，不料对面来了辆卡车，险些把我们逼下地沟。老人刹不住，就跳下来，像扯头犟牛似地扳住车把，身子都绷成弓了。我急忙窜下，高氏则把双腿收拢。卡车醉汉似地晃过去了，接着又一辆手扶式拖拉机，我们罩在黑烟里步行几米，抵达较平展的路段再上平板。老人扎扎拽绳，车动起来，跟长跑一般快，我们终于出了这条阴险的胡同，来到视野开阔的敞地，车也快了，只比骑自行车稍慢。太阳偏西，行人稀稀落落，我们居然还绕过了一块枯草地，草尖如秃子头上的绒毛；超级蜈蚣一般的铁路近在咫尺，地貌略略起伏。车在翻土坎时又熄火了，拽绳发动，过了铁路，再熄一次，把一个衣冠严谨的老者逐渐累得敞胸露怀，十分豪迈。
　　
　　就这样停停跑跑，我们也像猴子似地上窜下跳了五六次。高氏边拍照边说：“北京有这么大块敞地不容易，起码值好几个亿吧。我说：“中间那块已铲平了，还有人锻炼呢。”回地说：“那就是房地产开发的中心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问老人还有多远？他嗯嗯着，注意力却在脚底，像在伺候一个少爷。眼下的坡又弯又长，我们干脆全下来步行，路旁有座孤岛般的房子，半壁江山已塌，剩下的半壁顶敞开一半，床、柜子、桌、椅等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中年房主则站在这被推土机日夜威胁着的焦土前，对往来围观群众控诉，极度悲愤将他的脸都扭曲了。
　　
　　“这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呀，说没就没了。”这唯一的钉子户指着周围的地基，房里还蜷伏着他的孩子们，“拆迁办和地产商串通好，半夜开着机器来，探照灯射在床上，烤得人受不了。都吓跑了，就我还在，昨夜他们又来推墙推房子，我还在……”
　　
　　高氏拍照，我在逐渐散去的人堆旁发现了一只猫，它钉子般稳扎在断壁间，显得极有尊严。那是它的窝，哪怕明天这儿易为平地，它凭嗅觉也能找回来。而狗却守着露天的饭锅，不时无奈地冲人们叫两声。
　　
　　老人在坡顶催行，我们终于上了正道。不过几分钟，就抵达大马路边的棚户区。老人刹车，揩汗收钱，并急着离开。
　　
　　“是这儿么？”我问。
　　
　　“我已经送到了，你们自己找去吧。”
　　
　　四　　
　　在路旁半个篮球场大的洼地间，三四个异味呛鼻的污水滩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小心翼翼垫脚绕行，松软的泥地印下乱糟糟的“牛蹄窝”。夕阳像个溃烂的大桔子嵌在远处拆迁的废墟上，腥红透过马路不息的车流，平扫过来，使眼下的青砖矮屋显得象怀旧电影的外景。顺着一人高的矮墙，胡同朝里蜿蜒，有左右两个入口，我们略略迟疑，凭感觉走右。两三个男女擦肩而过，眼神有点异样。高氏不管不顾地逮住问：“这是上访村吗？”“上访的人在哪儿？”
　　
　　无任何回应。路也越走越窄，由两米到一米，有的地方，半米都不到。我们以为此路不通了，可一抵拢，却意外发现不止一个出口。简易板棚和矮屋混杂，首尾相接，有时人过去，头皮擦着屋檐，高氏则要弓腰。三个路盲在迷宫内盘桓，常为了猜路而停步。桔红的阳光在这片大过足球场的瓦顶上燃烧，而瓦顶下却安静极了。我曾窜入五、六个窄门脸，以为是一户，进去才发现尺把宽的通道老长，底部黑黝黝的，两边陡立着笼子屋，一溜好多间。“有人吗？”我喊着，只听见了自己的回声。
　　
　　我麻着胆子敲门，并透过窗户窥视，暗处除一超级大床或两中级床，就是我熟悉的化肥编织袋。我心里一热，提高嗓门再喊：“有没有人？”头顶的天缝接着网，核桃大的蜘蛛闪耀着。
　　
　　高氏和回地分别拜访了几个较正规的院子，喝酒、夹菜、打扑克都见着了，就没一个上访户。“当地的农民，现在都拿城市户口了，”回地说，“所以过得这么潇洒。”“没苦像么？是不是装出来的？”我疑心道。
　　
　　“肥头大耳，苦什么？”回地沮丧道：“连狗都不苦，毛色透亮。我还有戴红箍的联防呢。”
　　
　　在三岔路口，我们拦住一个大嫂问，她却说：“上访的不住这边。”高氏问住那边，她随便指了一方向。高氏提醒道，“您指的就是马路那头吧？我们从那儿过来的。”
　　
　　大嫂习惯性笑了笑，隐隐有汽车的喇叭声传来。“巷道太复杂了，耗到明天也钻不透。”高氏叹道。
　　
　　“比人的肠子还复杂。”回地表达了诗意的赞同。我是地道的川耗子，仍旧哑攻着那些充满诱惑的窄门脸。有一次，我撞见一姑娘在檐下的蜂窝煤炉上支锅炒菜，鲁莽地问一句：“您上访吗？”吓得人家躲进屋里不出来了。
　　
　　转悠了大半小时，我们从左边出来，兜了一圈。高氏看手机，离天黑还有点时间，于是三人从头开始。“今晚住在这一带？”我问。高氏答：“看情况吧。”
　　
　　依旧没一个上访的。迷宫里炊烟四起，关门闭户。除了三个闯入者，几十条短巷内再没人了。这是我在北京城这么多天以来最安静的一刻，偶尔的喇叭声像来自遥远的梦中，脚步、心跳、甚至焦燥的脑门跳都被夸张得异常清晰。我们倒变成了声调凄楚的叫花子，下意识地重复了上百遍“有人吗？”但凉透的心里知道不可能有人，墙角的蟋蟀也同情地叫开了，接着是剧烈的耳鸣。
　　
　　“我可找回当年失恋的感觉了。”我开了个不合适宜的玩笑。
　　
　　回地还在东张西望：“有上访村吗？３块钱一宿的旅馆在哪儿呢？”
　　
　　“我感觉就在这附近，明天再接着找。”我抠脑门道。
　　
　　“像在打《地道战》，人民都下地缝了。”回地说。
　　
　　“哪就掘地三尺。”
　　
　　“没那么严重。”高氏友好的笑着，憨厚得像个地道的傻瓜，“会找到的，老廖。”
　　
　　接着高氏有了重大收获，他在一堵鹤立鸡群的两层楼墙面上，寻见一则公安及联防的告示。时代变了，这类官方文告却从４９年共军进城到反右到文革，一直贯穿了下来，成为这个种族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告示抬头都是为了社会主义首都的形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蒙受损失云云，接下来是“根据某某法律政策”，列出１、２、３、４、５、６、７款，均系胁迫大伙的条文，其中的核心为警告当地居民，不得出租房屋给上访人员和法轮功，若发现可疑人等在周围活动，务必报警告密，否则，将承担法律后果。
　　
　　我们细细端详着那破纸，猜测“法律后果”到底是什么，“关还是罚？关多久？罚多少？”高氏钻研道，“这上面都没写。”
　　
　　“《治安处罚条例》８０年代就有吧？”回地也钻研起来，“人民币和人口涨了多少倍？小丫头都成大姑娘了。”
　　
　　“我身上没带任何证件，是否‘可疑’呢？”我习惯性地联想到现实问题，肩头做贼似地矮了一截，缅甸女人昂山素季的一段话刹时浮出脑海：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敬畏、恐怖的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
　　
　　可谓一箭穿心，我脸色刹白地愣在原处，直到高氏拍完照，搂我的肩。回地还在咕哝：“真他妈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访人员肯定在这一带最集中。”
　　
　　“或许刚被清剿过。”高氏说。
　　
　　为了从幻觉陷阱里挣脱，我又敲开了一扇门。见五个人蜷在一张大床上，各自清理着什么东西，却异口同声地否认“上访”。我边道歉边撤退，接着又拿出赌博的勇气，一把拉开一筒子屋，一个乡村女孩从床铺起身，腿一伸，就站在屋外了。她说：“有事吗？”我尴尬地笑了笑，就问这么个单人床的空间租金几何？女孩下腰提上鞋跟，才回答“８０”。
　　
　　五　　
　　依依不舍地出了巷口，夕阳下去了，洼地上笼了一层薄雾。尘世的车流在马路上周而复始，高氏隔着污水滩与几个脏小孩对望。“这地盘年头不浅了，”他叹息道，“如果上访十来年，孩子也该这么大。”
　　
　　我注意着村头的小卖部，店主坐柜后。捧了一盆面条在吃。紧邻的筒子屋，蛤蟆一样张着口，一个健壮的妇女正埋头洗碗，肩背门板似地朝外。我趸上去，凭多年的访谈直觉，我认定她上访，因为她比本地居民更土，又住民工也不入的窄地儿。我满有把握地轻声问：“大嫂，您知道谁是上访人员吗？”
　　
　　她缓缓扳过身，拦住入口：“哼，不知道。”
　　
　　我赖在原地，定定地看她，齐耳背的短发，一张黄泥色的大饼脸。右眼黯淡愁苦，左眼却闪着刺人的血红。我本想问她的眼睛被谁打啦，却忍住了。
　　
　　她被盯得不自在，就泼掉碗里的水，回转头。我再次问：“大嫂，您知道这地儿谁在上访吗？”
　　
　　“给你说了不知道！”
　　
　　我失望地撒退半步，右脚险些踩进积水。收腿时我死乞百赖地再问：“大嫂您上访吗？”
　　
　　妇女冷笑了一声，终于抛出一句：“你是间谍吧？”
　　
　　“间谍？！”
　　
　　“对，瞎转一下午，屁也没得到吧！人家都不愿搭理你们。”
　　
　　我张口结舌，只好抽身求助高氏：“那女的说我是特务，你再去……”
　　
　　高氏不愧老江湖，大腮帮子老远就挤出笑纹。接着，挺和谐地站到妇女身旁，一团和气如一家人：“嫂子，您看是这么回事，我们呢……”
　　
　　“社会调查？”妇女边琢磨这新字眼，边审视高氏，疑云渐消：“真的不是间谍？”“哪儿的话！”高氏摊开双手说。“间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岂敢留光头和长发？您瞅清楚，我的头发是真的，没戴头套。”
　　
　　“我还以为你们要偷上诉材料！”妇女松了口气。
　　
　　“什么？！”
　　
　　“怪我老爸没让读书，我不识字，哭了多少。”妇女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如疾风骤雨。我急忙掏出录音机，与高氏互换了位置。我欲采取习惯性的一问一答，但根本插不上嘴。“来北京两个多月，材料被偷了两三次。有人冒充公安，专偷上访材料，连车票，医药发票都不放过。我不识字，材料要花钱请人写，后来没钱了，请不起了……”
　　
　　“您请律师了吗？”我见缝插针道。
　　
　　“律师？真正的律师请不起，上事务所，不见；写材料，标明２００元一份。假律师倒经常上门，许多人初来乍到，就请了，结果便宜无好货。去哪儿都遭殃。现在我不怕了，你打，你找黑帮，你冒充公安，你扣留关押，你下耗子药，我都不怕，我豁出去了，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这么黑暗！什么手段都使，怕杀人灭口，我妈也跟着来这儿。你们看吧，横着两米挤两人的洞，我和妈一个睡一头。这样也好，凑合着过，材料压在铺下面，白天一人跑信访，另一人就在家防着。不在乎，关过七、八次了，我借别人像机拍的证据全搜走了，毁坏了。血白流了吗？高院让我回去，在当地解决。当地能解决我还跑到北京来？市里、县里、乡里都是他们的人，黑帮也是公安局家养的，我回去就没命了。没钱也不回！讨口也不回！租这房每月１２０块，我就去讨，有剩下的，就买点米面。吃菜就去市场上捡，没人要的菜帮子，肉案边的渣子余料全捡回来，洗一洗，放点盐，还能吃。妈说，什么苦日子没过？周围这么多上访的，至少没生命危险啊！一喊，人全出来了……”
　　
　　趁她喘气的间歇，我赶紧问：“您是哪儿的人？”
　　
　　“安徽淮南凤台县七一乡的。”
　　
　　我恍惚记得安徽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地方，作为诵∑降母山 〕ね蚶镆虼嗣 笤耄 僭撕嗤ǎ 沼诘鄙先舜蟪Ｎ 嵛背ぁ?p>“您们那地方还富裕吧？”
　　
　　“当官的都富裕了，一个乡的书记一年的收入都１００多万。土地承包得比较早，大概８０年代初，我家就承包了河坝。当时那河坝光秃秃的，连根草也没有，离村子又远，谁也看不上。可我爸性子拗，非要承包。我爸属小龙，今年６４岁，能吃苦，毛泽东那时就是劳动模范，从吃公社食堂到文化大革命，年年是公社的模范，掏河挖沟、耕地耙田、砍树植树都冲在前头，奖状得了一屋子，有的贴不了，就卷在柜里放着，还有草帽、毛巾、鞋子、一人得的奖品全家都用不完。我老爸琢磨报纸上的社论。觉得政策不会变了，就瞅准河坝，把全家赌上去，栽上许多果树，还有其它树。路远麻烦，我老爸又领着全家在坝上建了七、八间房，驻扎下来，日夜操心。
　　
　　“后来树长成林，经济发展，河坝地越来越看好。公路也修过来了，也有人骑自行车来旅游了，我家就在路边修车补胎，扩大经营范围。日子过得红火了，就有人眼红，先是村官借钱，许多次不还，我老爸就不借了。稍后的８８、８９年，乡里来谈，‘为了整体发展，共同致富’，要收回承包地，我家当然拒绝了，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到了九几年，河坝成了风水宝地，水果卖不过来，林子钻进去，连人影子也见不着。而政府也一再派人，要收回承包，还在坝边挖沙，搞建筑，把河坝搞塌了好几块。我家坚持不退让，他们就让黑社会的人来骚扰，偷、抢、打人。到了去年，政府强令拆迁，声称坝是国家的品牌，我家不搬就是不爱国。这帮贪官都想从这儿捞好处，可我老爸牛脾气，宁死不迁。
　　
　　“有个半夜，我家八间房全失火，转眼就红透了半边河水。村里都知道是当地黑帮‘十一少’放的火，但没人敢惹。房烧了，我老爸就原地搭窝棚，还不搬；于是十一少就打上门来，我爸，我妈和我，全挨揍。我和两个弟的头发被烧了，大弟当过兵，被当胸一拳砸睡下，至今胸口疼。
　　
　　“整了好几次，还拿刀砍，我爸和两个老弟的胳膊、腿都被捅，血流了一地。报案到派出所，公安不仅不去抓凶手，还要我家出示证据。身上的伤，像机拍的家破人亡的照片都不算，他们要目睹证人。十一少很猖狂，就堵在派出所门口，一出来就追我们，公安就当没看见。市、县、乡都穿一条裤子，没小百姓的活路。
　　
　　“没家了，断了后路，还要躲黑社会。我老爸和两个老弟，三个伤病人，躲在亲戚家不敢露面。只有我到处告状，市里告不了，到省里，我不识字，吃了多少哑巴亏！但是人怕逼，我一个女人，你能把我剁来吃了？我被拘留过８次，最长４７天，最短７天，不服，就是不服！你们要打要剐，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雪亮的眼睛罩着，这就有证人。有一次，七、八个人拽我进黑屋，我死抠着门把喊：“我不挨黑打！我不挨没证据的打！我永远相信共产党，死也要盼包青天。‘有个当官的嫌太难看，就出面阻止了……”
　　
　　正听得入神，却有手扯我衣角。惊回头，见一皮包骨头的老太太贴在身后，厚镜片里目光充满恳求。我问“有事吗？”老太太点点头，更紧地攥住我说：“去我屋吧，你不能光听她一人的。”我为难道：“还没完呢。”却不提防一个鲁莽的男声吼道：“她永远没完！”此时，周围冒出了一堆人，都喊着叫着：“去我屋！”幸好有几滩污水，大伙才没从正面挤过来。高氏和回地见状，急忙高声打掩护：“我们不是记者！我们是做社会调查！”但人们的情绪波动起来，我只好关了录音机，想随贴身的老太太去。正倾诉的妇女见势不妙，急忙拽着我胳膊。人们愤怒起来：“你还要哆嗦什么，你把大家的时间都占用了！”妇女见犯众怒，就一边放手，一边去床上抓起一大块写满字的白布，叫高氏“快点照”。
　　
　　天光不足，妇女就出了屋檐，将冤情白布牵开。高氏按下快门，又叫我与她各牵一角，拍了张完整的。此时，店主冲了出来，大喝：“干什么？！”还推了她一把。不料她反而冲店主笑。原来，这是她的房东。
　　
　　店主又冲人们吼：“散开！散开！惊动了联防，我连生意也做不成了。”
　　
　　离开的刹那，我才知道在这儿录下的第一个声音叫“桂兰”，只有２８岁，可她愁容满面，头发夹白，看上去接近４０了。
　　
　　 六　　
　　瘦老太太一直狠拽着我，生怕猎物被其他人夺走，我的羽绒服领子歪斜，小半个肩头都露了出来。我跟她转了两个弯，进入一条两米宽的巷道，看来这一带经常遭水淹，所以两边笼子屋的地基足有半米高。在我迈上三级台阶，被挟持进屋之际，脑后还有人叫：“去我屋吧！里面有十几号人等着呢！”
　　
　　终于扣上了那扇破门，老太太松开我，歉意地一笑，我却差点流泪了。她的脸比巴掌还窄，耳边的两根筋象两根醒目的鞭子印直插进领口。当她的笑从喉管里咕咕两声冒出，进而自嘴边牵动面皮时，两眼却在圆镜片里直勾勾的，没一点笑或者哭的意思。那种惨，那种活在坟墓里的惨，我写不出来。
　　
　　稍后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老太太”还没满５０岁。此刻，她直挺挺地屹立床尾，而床上还坐着三个女的。靠里的两个人年龄大些，凭肤色和衣着，断定他们是乡下的普通妇女；而靠床边的女孩白皙、文静，高氏与之聊天，知道她还是中专生，由于无辜遭受当地化工厂放射性物质的侵害，患上了无药可救的怪病，省市求告无门，所以上访到北京。
　　
　　四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同租一屋，除了一架超大的炕板床，就剩横竖两过道。上访的材料或垫枕头下，或装入口袋塞过道尽头。碗筷锅盆叠在一处，“老太太”勾腰朝里收了收，方重新站直，有条不紊地将她的申诉状取出，一张张摊开纸页，在床的一角摆了个四方阵。她口中念叨着页码：“１、２、３、４……，”从左至右，三排，不差毫厘，然后，还有一沓照片。
　　
　　我比高氏矮半个头，“老太太”比我矮半个头。隔着床角，几寸之间，我的呼吸吹动她的发缝。她的头发非白即灰，并且脱落得绽露出头皮。我不忍深看，就拿出录音机，并偏移目光。
　　
　　“老太太”第三次站直，两臂下垂，贴紧裤缝，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罪似的。她问我：“开始录了吗，同志？”
　　
　　“好，开始。”
　　
　　于是她清咳了两声，一字一顿地开场。看来她已重复操练过若干次，积累了相当的临阵经验：“我是黑龙江省富锦市１０１医院人氏，我是医生，我叫徐惠芬，８９年由于同事纠纷，被李长成侵权伤害，住院花掉１１００多元，后来他自己同意报销药费。可不久，他又当着邮电局长的面，纠集牟桂山、李海波将我再次打伤，药费又花了１７００多。因生命无保障，我将一伙打人凶手和背后主谋李远航告上法庭，先是富锦市法院，后来又上诉到佳木斯法院。李远航是医院院长，有钱有势，他向公安、检察院、法院行贿，致使这起简单的行政诉讼一拖近１０年，他还当着我扬言，要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吃他那一套，李远航就雇黑社会的引三杀我，引三没来杀，说我是好人，他妈还认识我。后来李远航就亲自到山东，雇黑道上的李燕亭去学校绑架我的女儿和儿子，当时有学校校长、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场，李燕亭没下手机会，就找到我说：”是公安局让我这么干的，你不拿钱我就找公安局。‘还把一张写着‘王抚红，１１岁，在某某学校’的条子给我。我撕掉了，还给在场救我女儿的校长他们下跪。后来到了１９９８年，我女儿考上中专，读石化专业，李远航又雇哈尔滨市的杀手丛松将我女儿绑架，以５００的价格，拐卖给桃山（我通过录音和地图反复查证，黑龙江境内无此地名，只好记下音译——老威注）红玫瑰娱乐城的老板王玉良，逼我女儿做三陪小姐。我女儿不甚忍受摧残，就逃跑，可没出５里地，王玉良就雇了辆伏尔加堵截，将我女儿抓住，活活地打死。我有照片为证。”
　　
　　直到此时，“老太太”的嗓音才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而之前，她的“认罪”腔调始终是不紧不慢，似乎在宣读一份报纸。她的手也在下面机械地翻动，正念着的一页将完未完，眼角就透过镜片斜溜下一页。额头出汗了，由于弦绷得太紧，她可能捡错了页码，因为录音机里录入了纸响、喘息及小声的嘀咕：“在哪儿呢？”
　　
　　她跟着又念，但似乎没衔接上：“学校知道，他贪污学生保险费，现在只给我３３００元，还差６０００多。这是谁呢，学校校长吧？贪污保险费……”
　　
　　她有点念不动了，但我和高氏都不好吱声，因为对沉浸在往事里的一根筋头脑，不能随意插嘴，否则就越搅越乱。果然，几分钟后话题绕了回来：“这儿有１９９９年３月７日，我女儿逃跑，被殴打致死的证据，红玫瑰娱乐城和派出所开出的遗物清单；还有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桃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廖国庆的批示：‘查处王玉良一案，立即刑事拘留，依法办案。’他们没有依法办案，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至８日，中央李瑞环去伊春和铁力视察，怕我喊冤告状，廖国庆和一名刑警，用车把我接到桃山，住进酒店，睡沙发床，每顿饭四个菜，还陪我游花逛景。当时有三个女的照顾，指导我写‘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这样搞了几天，估计李瑞环走了吧，他们就说：‘材料备好就没事儿了。’还掏出一大把钱晃了晃说：‘你去过伊春吗？检察院副检察长家？’我回答：‘找过，没去过。’她说：‘我去！带上材料替你去！’可说了就说了，还是没处理杀人凶手。
　　
　　“这是我女儿（在逃跑前）亲笔写下的犯罪嫌疑人许德利的电话号码：０４５１—３６４４２０２；０４５１—７４９３８０１。通过刑警队的现场勘察，１０分钟就破案了；可他们却伪造证据，说我女儿叫火车给撞的。同志你看，这是火车站当天的《无行车事故概况表》……”
　　
　　“老太太”觉得热，就取下起雾的眼镜用衣角揩擦；高氏小心地拍照，并对床上的三人点头微笑。她们每人手里都有材料，大约是在看“倾诉冤情的幸运”能不能轮到自己。床边的女孩轻声说了句“我这种特殊的病……”高氏就埋下撑竿一般的腰，将耳朵凑过去。不料，门咚咚地响了几下，我们的心卡地一下提到嗓子眼。“老太太”抢在大伙前头问：“谁呀？”外面没回答，只叫“开门”。“老太太”说：“别理他们”，又接着念道：
　　
　　“命案就拖下去了。到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０号，我上黑龙江省人大告状，之前我还去了佳木斯，人大、政协、高法都找过了，可富锦当地派人派车到哈尔滨，给了省信访处孙处长３０００块钱，行贿受贿，勾结封口，后台是公安局长刘某某，检察院、法院的某某某，某某某。我被拉回富锦，进拘留所关了１５天。接着在有一天早上６点，大街上还清静，不见人影的时候，将我捆绑着，几个人抬上车，直拉进精神病院。说‘留宿’，还给院方李彦咏６０００多元。我不服，喊冤，他们就堵我的嘴，给我捆绑打针，睡电床，还用电棒子电我，弄了两次，弄得我死去活来。他们还命令我服药，我接了。人一走，我就扔水盆子，厕所，床里面。我没病，同志你们看，这儿有北大第六医院的诊断书：“徐惠芬，女，４８岁，无精神病历史，特此证明。’”
　　
　　门又响了，不再是几分钟前探究而客气的“咚咚”，而是拍门，通通通，整面嵌着窗棂的墙都抖起来。我警惕地收起录音机。高氏摇头，表示若真有情况，一切都徒劳。我们三个都没带随身证件，却擅入虎口，“搞不好，”我说，“要被公安弄到昌平县去挖土筛沙了。”
　　
　　“收容已取消了，我们这种情况，如果不暴露身份，最多遣返。”高氏苦笑道，“但又不可能不暴露。”
　　
　　拍门声更急了，跟着是更更急的吼叫：“开门！开门！！”
　　
　　高氏问：“还能继续访下去吗？”
　　
　　我说我没事，看她的。可录好的带子塞哪儿？
　　
　　“老太太”从我下巴底挤过去，凑拢门缝朝外瞅了瞅说：“急什么！没完呢！”又挤回原处，认罪一般重新站好，开始宣读。而此时，机灵的床边女孩已和高氏聊上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所以随着重新按键，磁带里进了两个声音，女孩若有若无的低诉作为前台悲剧的背景，令人觉得这世道的确不合适人类再呆下去。
　　
　　“老太太”终于挺了挺腰板，双手执纸宣布：“我现在要求将杀人犯王玉良绳之以法。我女儿逃跑是老板娘魏玉霞发现的，告诉王玉良，并叫上魏东志，李海达，四人用伏尔加车到处堵我女儿，堵住了，用大棒子活活打死，我有照片为证。还有铁力公安局长武铁夫，报假案，隐瞒证据，现场８张照片，只给我４张。我女儿中专生，１４周岁，１６虚岁，逃跑５里地，还是打死了。你们看这照片，腿上、身上全是伤，眼珠子也抠了下来。还有验尸床上照的，这都是……与我女儿一起逃跑的几个女孩，躲进了公共厕所里……”
　　
　　这时照片全铺开了，有整个凶杀现场的，有局部的，到处是血和打折了的木棍。死者的脸一团模糊，像在地上拍烂了的番茄。高氏轻声问：“我可以拍下来吗？”“老太太”说：“你拍吧，都拍下来。”接着一张张指点照片：“全是伤，多碜心哪。１４周岁的孩子，成这样。你看这大棒子，到处扔的是，逃５里地，还不放过……”她到底绷不住，哽咽起来：“这４张是铁路公安局照的，瞒了４张；这８张是我找人照的，在验尸床上……”她终于泪流满面。
　　
　　高氏拉亮昏黄灯光，反反复复地拍照。屋外的喧闹更剧烈，拍门已转化为嘭嘭的擂门。窗棂和薄墙地震一般摇晃开来。我和高氏交换着目光，要豁出去开门，又被“老太太”给死拽住。
　　
　　只听得她加速度地宣读：“王玉良，桃山红玫瑰娱乐城老板，拐卖、绑架、轮奸、故意杀人，触犯《刑法》２３２条，２３９条；中国黑龙江省检察院违反程序，故意包庇、伪证、不调查、隐瞒证据。王玉良明明杀人，却写成‘非法拘禁一案’；原先他们抓我，收容了５天，我出来告公安局‘非法拘禁’，结果王玉良跟我罪名一样，取保候审。深圳孙志刚被打死，公安部长周永康批示，犯罪嫌疑人抓了１１个，我女儿被打死，凶手一个没抓……”
　　
　　咣咣的擂门已相当恐怖，我汗毛直竖，已无心听下去，可右手仍机械地把录音机举在她嘴边。高氏已收好像机，催促道：“老廖，恐怕不行了！”“老太太”闻之疯狂加速，继续公布了从省到地方公、检、法部门的行贿受贿和包庇等罪状，最后，她突然抬头，猛吸一口气，像被撂上滩头的鱼，上下唇剧烈翕张着：“强烈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严惩杀人凶手，替无辜受害者申冤……残害生命，罪大恶极，灭绝人性，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性质恶劣，手段残忍，阴谋杀人……请中央领导、检察院、公安部打黑除恶，秉公办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超期羁押我一共８０天，予以赔偿。上告人徐惠芬，徐展地（音译），李军，李红林，宋燕。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

七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５公里，都叫“上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５公里到底有多少上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片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３个人，也有好几千，可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显然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像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村间下摆过膝的孝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象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访处、人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像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一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像机太小，我真怀疑能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中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录片拍摄者温某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访村。不料在采访９１岁的老基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８万上访者分头潜入天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威的危机。
　　
　　上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８月１１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Ｔ恤衫和短裤象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访村最矮的成年人，４３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人，公安在马路上日夜执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５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象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一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至３１日完稿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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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监管剑指杭州【转】

土地监管剑指杭州

2009-06-25 04:02:25　来源: 时代周报(广州)

有土地专家估计，全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100亿元以上，多数省份的土地缺口高达50%。土地违法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通道，成为民怨、民冤的一个重要诱因。

时代周报6月25日讯 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不少地方领导借地方“公益事业”、“公共利益”之名，行土地违法之实。有土地专家估计，全国每年土地收益流失至少有100亿元以上， 多数省份的土地缺口高达50%。土地违法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通道，成为民怨、民冤的一个重要诱因。如何遏制地方违法用地的反弹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一 块心病。国土部等曾多次对土地违法案件进行督察，但期望通过一两次专项整治活动来根治腐败，似有点不切实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让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同时加大土地违法的惩处力度，才是解决之道。

6月12日13时40分，离杭州江干区弄口村政府强拆民房的行政诉讼开庭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西湖区大诸桥村村民叶金娥已迫不及待地等在法院门口。

随着开庭时间的临近，法院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杭州各区涉及强拆的拆迁户。14时15分，在叶金娥拿着身份证等候排队进入法庭的时候，排在前面的人挤在一起，引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法院决定，只要不是弄口村的村民就不准进入法庭。

在叶金娥这些村民等待法庭宣判的时间里，在全国，一场由国土资源部掀起的违法用地摸底风暴也 在悄然进行。国土资源部向全国分派38名副司级官员，充实和加强九大地方土地督察局，严防地方违法违规用地。中纪委在杭州掀起的反腐风暴将在杭州西溪湿地 违规使用土地的贪官刮落下马，杭州副市长许迈永因而被“双规”。

这让上访多年的叶金娥等村民看到强制拆迁案件得以解决的希望。

看病归来小洋楼变废墟

杭州西湖自古如诗如画，然而生活在西湖周边的叶金娥却一点没有别人想象中的幸福感，为了建设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项目而进行的强制拆迁，彻底搅乱了叶金娥等拆迁户的生活，给他们心中留下了噩梦般的回忆。

6月12日，面对时代周报记者，叶金娥等人的思绪飘回那个不堪回首的日子。

2007年8月9日，叶金娥的姐姐叶金娣从市区看完病回家，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花费多年心血建造的四层小洋楼变成了一片废墟。

离叶金娥家只有几十米远的陈桂香的房子，看起来已是残缺的了。2008年2月18日凌晨4时多， 陈桂香一家正在熟睡中，忽然被楼下嘈杂的声音吵醒。陈桂香的老伴迷迷糊糊地推窗一看，外面来了一群人，正在用推土机推自己家紧挨着楼房的2间平房。“他们 之前拿了一张不是我们这个地址的通知书说要拆我们的楼房，我们没签字，后来就说我们的平房是违章建筑，就给拆了。”陈桂香说。

村民杨云彪的脸上有着不符合年纪的苍老。今年1月份，他刚从监狱里出来。2007年7月28日，正在睡梦中的杨云彪被收监，其刑事判决书上写的理由是“妨碍公务”，他曾阻止杭州西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强拆自己的房子。

这些都是大诸桥村在杭州市大力发展旅游度假区项目时，被强拆民房的村民。

9.88平方公里只是随便画画

叶金娣的房子被拆，缘于一条沥青路碧波—枫桦路项目。

1992年10月，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当时规划度假区面积为9.88平方公里。转塘镇的500亩茶园土地就是这样被划在了度假区内。

这片茶园本属于国家西湖龙井茶原产地域保护范围内的二类保护区，也是大诸桥村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500亩茶园在没有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之江管委会征用。

杭州市政府批准这两个项目为旅游项目，并非别墅项目。杭州市国土局之江分局文件显示，该项目不得进行房地产或变相房地产建设，不得进行房地产销售。但旅游区内的阳明谷别墅，在2001年3月由杭州市计划委员会、杭州市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批准立项。目前，占用茶园的阳明谷别墅区已建成，每栋别墅起价2200万元。

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名拆迁法实务专家王才亮对大诸桥村的案子跟踪多年。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度假区整个项目都是违法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用途的，那么大面积需要国务院批准才可以进行”。

度假区后又以内部调剂、化整为零分次审批等方式向规划区外扩张。2003年春季，度假区管委会忽然通知大诸桥村村民，要征用42户村民的宅基地。

村民陈桂香的房子就是在这个时候突遇拆迁危机的。“他们出示了一张通知书就要拆我们的房子。”陈桂香说道。

细心的陈桂香向时代周报记者出示了这张“通知书”。通知书上印有杭州之江度假区征地事务所和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镇街道办事处印章。陈桂香的房子根本就没有在拆迁范围内。

就此情况，时代周报记者咨询了杭州国土资源局，但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复是，“有关大诸桥村拆迁的事，我们也没接到上面通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随后的几年间，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规划扩大至近千亩。因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除了征用500亩茶园外，还征用了邻近几个村的200多亩的杭州市一级蔬菜保护基地。

另外，村民们称，为了给度假区内的别墅区搞好配套，管委会没取得任何用地手续，修建了一条被村民们称为“上访路”的碧波—枫桦路。

叶金娣的房子就是因这条路而被强拆。叶金娣称，区里给自己批的宅基地，怎么会变成度假区的建设用地，于是她对前来拆房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阻止。噩运因此也降临到了她的头上。据她回忆，2004年3月2日，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冲到叶金娣家，对叶金娣的母亲和妹妹叶金娥殴打。2007年8月9日，叶金娣去医院看病回家，才发现房子被拆光，只剩下钢筋水泥。

和叶金娣一样，邻村的龙王沙村、龙心村等村的许多村民都是突然接到要征地修路消息的。

村民们认为，碧波—枫桦路地块已经超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9.88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按规定，超规划必须要国务院重新审批。杭州市规划局的答复文件也显示，碧波—枫桦路地块没有经规划局规划。

据《市场报》对此事件报道称，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负责人称，度假区9.88平方公里的规划范围，当时只是随便画画的，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补偿费之争

据叶金娣称，房子被强拆后，地方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的补偿措施，她只能在亲戚家轮流住着。

茶园被征用后，叶金娣等村民只拿到3600元/亩的青苗补偿费，这与杭州相关政府规定的补偿 标准相差甚远。杭州市2001年7月公布施行的《杭州市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征用西湖龙井茶基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单位除按规定缴纳征 地等费用外，必须交纳不少于3万元/亩的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费。而转塘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签署的《征地安置补偿包干协议书》则显示，镇政府付给村委会土地 补偿费每亩约9.6万元。

部分村民的房子被拆迁后，政府承诺会有安置房，但已过两年过渡期，村民们仍没住进安置房。据 部分村民介绍，他们现在拿到的是每人每月350元的过渡费。“安置房与以前农民的小洋楼比，价值相差太大了。人家是让农民脱贫致富，他们让农民从小康回到 脱贫标准。”王才亮律师气愤地说道。

茶园变成度假区项目后，除了阳明谷别墅外，度假区一直没有上什么建设项目。被征用的菜地如今也是处于荒芜状态。

杭州之江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些村民说的违法占用茶园、宅基地事项均不属实，我们管委会都是依法给予村民补偿的”，对于村民出示的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及杭州规划局的材料，该人士认为村民是在“断章取义”。

副市长被“双规”

大诸桥村的违法拆迁现象并非个案。在时代周报记者走访的杭州弄口村、五福村、蒋村乡等均有这样的突击强拆事件发生。

王才亮律师认为，杭州这个城市普遍存在着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拆迁行为，“主要是风景区的政绩工程和部分人的商业利益纠结在一起导致的”。

不过，杭州多起违法拆迁强占农地的现象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而国土资源部针对农村土地大量流向城市，农民受损现状的调查也在紧急行动中。国土资源部近期 一次性任命了38名副司级官员，以充实和加强九大地方土地督察局，严防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而在此前，相关媒体也对杭州的土地违法事件进行了曝光。今年 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调查文章称：“浙江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无视国家规定，占用龙井茶保护基地茶山和农田近千亩，擅自改变建设项目，违法 开发别墅。”

紧接着，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进驻杭州。4月中旬，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双规”的消息传出。4月30日，许迈永被正式免职的消息公布。而包括叶金娥所在的大诸桥村的拆迁等杭州非法项目的上马，都与此间主政的许迈永密切相关。

许迈永东窗事发后，杭州政府门户网站当天便删去了其名字。但在杭州之江度假区官方网站上，时 代周报记者在管委会工作人员信息名单中，看到书记一职仍然是许迈永。    事实上，许迈永的落马跟杭州“西溪湿地国家公园”关系不小。该项目规划占地 10多平方公里，总投资达100亿元，为许迈永直接负责指挥。由于土地不够用，西溪湿地项目在扩建过程中侵占大量农田，仅一期就征用西湖区蒋村乡1.3万 多亩耕地、鱼塘，其中基本农田600多亩。但由于2004年3月，杭州市国土局批准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有效期为两年，从2004年3月至2006年3月， 与土地使用权的集体性质不符，一直遭遇西溪原住民的抵制和抗议。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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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莲花河畔小区在建13层住宅楼全部倒塌

现场图片：消防人员从事故现场抬出一具工人遗体。 新民网 薛骁翔 摄

事故现场：今晨六时左右，上海莲花南路罗阳路莲花河畔小区在建的13层住宅楼全部倒塌。 网友供图

事故现场:27日5时30分许，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口西侧，一在建楼盘工地发生楼体倒覆事件，造成一名工人死亡。 新民晚报 摄

【新民网・独家报道】27日5时30分左右，位于闵行区罗阳路599弄的莲花河畔景苑一栋在建13层住宅楼发生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由于此楼尚未竣工交付使用，所以未酿成居民伤亡事故。

　　现场目击者：大楼倾斜不到半分钟就整个倒塌

　　一位工人早上5：30正在倒塌大楼附近20-30米处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大楼倒塌过程：“一开始看到大楼向南倾倒，不到半分钟，就整个儿倒了下来，工人们都拼命往外逃。”

　　据新民网记者了解，死亡工人肖晓，男，27岁，安徽籍，系上海梅陇铝合金装潢有限公司员工，事发时在该大楼安装门窗。

　　同时，据现场施工人员透露，该小区有多个居民楼同时在建地下车库，但不能判断倒塌是否与此有关。

　　而此前一日（26日），距离该倒塌楼房仅二三米左右的淀浦河防汛墙出现了险情，约83米防汛墙严重损毁，河床被抬起约5米宽。水务部门认为，其原因与莲花河畔景苑楼盘工地堆积泥土过多有关。

　　居民：感觉像地震 受影响居民被妥善安置

　　事发后，莲花河畔景苑周边的道路被封锁，附近小区的135户居民被疏散，没有居民伤亡。倒塌大楼对面沿街店面全部停止营业。

　　有关部门在闵行区罗阳小学设立了临时安置点，安置此次事故中受影响的居民。随后，罗阳七村居委会在统计完转移安置名单后，将居民从罗阳小学安置点转移到附近的酒店。据悉，每天每户安置费100元，每顿餐饭标准10元。

　　居民薛阿姨告诉记者，今天早上5：37分左右，她还在睡梦中，感觉到床体在震动，当时以为是地震。不少居民惊魂未定，并担心自己的楼房是否会受到影响。

　　业主：聚集在小区门口要求退房 律师：可索赔

　　闻讯纷纷赶来的业主聚集在小区门口要求退房，业主们与当时购房的售楼处工作人员联系，但获悉的答案是需要等待开发商的通知。

　　记者在某知名房产网站的业主论坛发现，一位业主发帖称“今天饭都吃不下，一直在家里哭”。有业主表示，“我180万全泡汤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业主们都庆幸自己还没有入住，甚至有业主调侃道：“我买的高层现在变成平房了？有人说你发了，买的高层享受的是联排。”

　　有业主担心没有倒塌的房屋不能退房，也有业主认为即使退房，现在房价上涨连外环以外都买不了。

　　对此，上海跃平律师事务所杜跃平律师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房屋主体结构出现问题，开发商不能履行合约， 买受人可以要求退款及贷款利息赔偿。同时，按照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相关约定，开发商应进行相关赔偿，赔偿标准按双方合同约定在房屋总价的1%-10%之 间。

　　对于没有倒塌的房屋，如果开发商不能按时交房履行合同，业主也可以提出退房要求及上述索赔。如果开发商按时交房，而小区的业主认为质量有问题提 出退房，政府部门需对小区所有房屋主体结构进行验定，一房一验，一栋一验，出具相关证明。房屋质量确有问题，业主也可以提出退房要求及上述索赔。

　　建筑业界人士：倒塌或因打桩不深、桩数不够、接头未焊接好

　　一位冯姓建筑业界人士称，莲花河畔景苑所在的区域属于上海流沙比较严重的区域，如果没有牢固地基，很容易引起房屋倾斜。从现场图片判断， 1-13层并没有出现结构分离，最有可能是地基出现问题。“首先，可能土芯取样出现问题，导致设计存在偏差；其次，地桩本身并不容易断裂，在流沙区域，地 基最少要打到17米以下才能保证不会出现倾斜和倒塌；再次，水泥标号可能存在问题，地桩的水泥有高标要求，如果没有达到会发生断裂。”

　　另一位从事建筑业的陈先生则认为，按照该区域的地质情况，13层的楼房打桩最少要到地下37米。“同时，倒塌断裂的横截面像刀直接切出来的，显然桩的接头焊接没有做好。而且打桩的纵比和横比应该是相同的，但目前来看，桩数可能少了。”

　　楼盘已暂停销售 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开发商资质过期

　　莲花河畔景苑由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上海众欣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 元，资质证编号为沪房地资(闵行)108号，资质等级为三级，资质发证日为2000年10月1日，有效期至2004年12月31日。

　　莲花河畔景苑总面积为65666平方米，共有629套房源，房型以66平方米的1房和93-103平方米的二房为主，共计售出489套房源，累积合同均价为14297元/平方米。目前，该楼盘已暂停销售。

　　除了莲花河畔景苑外，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开发了罗锦新苑和罗锦苑。但开发商及售楼处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新民网将对此次事故继续追踪报道。（新民网记者 姜燕）

【新民网滚动播报】

　　15时：新民网最新播报，罗阳七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始统计转移安置的名单，将居民从罗阳小学安置点转移到附近的酒店。据了解，每天每户安置费100元，每顿餐饭标准10元。记者看到，倒塌大楼对面沿街店面已全部关门，停止营业。

　　14时54分：记者在梅陇路968号的临时安置点看到，大批业主聚集在安置点登记。一位业主易女士称，本来 明年5月31日就将交房，但今天房屋倒塌，令其无比心惊。而有不少预定了出事小区内住宅的居民也至安置点登记，工作人员许诺，在整理居民意见后，将统一上 报反映，但显然业主并不满意。

　　13时51分：新民网记者抵达罗阳小学后，看到华宝小区92号到100号的居民已被安置在校园内的大礼堂 中。居民薛阿姨告诉记者，今天早上5：37分左右，她还在睡梦中，感觉到床体在震动，当时还以为是地震。现场施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死者是今早到倒塌大楼安 装门窗的。另一位工人早上5：30正在倒塌大楼20-30米处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大楼倒塌过程：“一开始看到大楼向南倾倒，不到半分钟，就整个儿倒了下 来，工人们都拼命往外逃。”

　　13时37分：新民网另一路记者了解到，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暂停了该楼盘的销售。据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 该楼盘状态已经注明为暂停销售。楼盘总面积为65666平方米，共有629套房源，房型以66平方米的1房和93-103平方米的二房为主。截至6月27 日，该楼盘共计售出489套房源，累积合同均价为14297元/平方米。其中今年5月销售出186套房源。

　　13时16分：新民网记者最新播报，附近小区的135户居民已被疏散。有关部门在闵行区罗阳小学设立了临时安置点，安置此次事故中受影响的居民，新民网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处配备了相应的设施和工作人员。同时，CCTV直播车也已到现场。

　　12时45分：新民网记者在现场看到有部分已购买该小区楼房的居民在今早得到消息后来到现场，购买了莲花河畔景苑14栋楼的市民毛先生对新民网记者说，现在聚集在小区门口意图退房的市民越来越多。大家目前纷纷联系了当时购房的售楼处的工作人员，但售楼处表示一切都在等待开发商的通知。

　　12时：新民网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现场聚集了大新闻媒体，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新民网记者正在现场拍摄，稍后带来视频报道。

　　11时40分：据上午新闻发布会通报，今晨5时30分左右，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口西侧，一在建楼盘工地 发生楼体倒覆事件，造成一名工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当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立即组建由市建设交通委、 市安监局、市公安局等部门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彻底查清事故原因，严肃追究事故责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情况的相关信 息。

　　事故发生在淀浦河南岸的“莲花河畔景苑”，发生倒覆的一栋13层在建住宅楼由上海众欣建设有限公司承建。昨天，邻近的淀浦河防汛墙出现了70余 米塌房险情，有关方面连夜组织抢险工作。今晨，河畔在建的一栋13层高楼突然整体倒覆。由于此楼尚未竣工交付使用，所以未酿成居民伤亡事故。

　　11时13分：新民网记者现场了解到，事故没有造成小区附近居民伤亡，部分居民已被疏散到周边学校。

　　11时10分：新民网从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今晨5时30分左右，上海莲花南路罗阳路莲花河畔景苑一在建住宅楼发生楼体倒塌事故，事故造成一名工人身亡。该小区在闵行区淀浦河南岸，小区承建方为上海众欣建筑有限公司。

　　10时30分：新民网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目前该小区有多个居民楼同时在建地下车库。

　　10时：据工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猜测，此次楼房倒塌可能是由于建地下车库引起，同时表达了对其它楼房或现倾斜的担忧。

　　据了解，近日沪上多家媒体报道该小区工地堆积过多泥土导致旁边的防汛墙严重受损一事。

　　9时13分：新民网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护车已达到现场，消防人员从倒塌楼房中抬出一名工人。另据新华社报道，事故造成一名工人死亡，事发时楼内无人居住，死者为今晨进楼拿工具的工人。

　　9时08分：据该小区一名保安说，有一名海门籍装修工人被埋。倒塌住宅楼旁正在建地下车库，该楼盘为期房，已有业主付款。

　　【新民网讯】据新华社报道，今晨六时左右，上海莲花南路罗阳路莲花河畔小区在建的13层住宅楼全部倒塌。死伤情况警方正在做进一步核查。新民网记者正赶赴现场，稍后带来详细报道。

上海出事楼盘暂停销售 业主现场喊退房

26日，小区 旁一段防汛墙严重损坏。

购房者闻讯后赶到事故现场，强烈要求退房。

事发后，不少购买此处房产的业主纷纷赶到小区附近，有业主当场激动地大喊“退房”。相关政府部门承诺，将在听取业主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事故发生后，即使间隙有大暴雨，现场也一直有大量的市民在围观，还有部分准业主闻讯赶来，房子的质量到底如何，可否退房以及如何索赔，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这其中包括部分已经购买此处房产的业主，他们是得知此事后赶到现场的。“这样的房子以后还怎么能住人啊！”“完全是质量问题，河对面的小区人家不是好好的吗？”“这房子肯定不能要了！”更有业主在现场激动地大喊“退房”。

昨天中午12时45分，记者在现场看到，有部分已购买该小区楼房的居民在得到消息后来到现场，购买了莲花河畔景苑14栋楼的市民毛先生对记者说，现在聚集在小区门口意图退房的市民越来越多。大家纷纷联系了当时购房的售楼处的工作人员，但售楼人员表示一切都在等待开发商的通知。

据毛先生介绍说，该小区为期房，倒塌的楼房已进入最后工期。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暂停了该楼盘的销售。据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该楼盘状态已经注明为暂停销售。

小区其它在建楼停工

据业主称，该小区建设共分三期，共建10多栋楼房，倒塌那栋楼房是一期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莲花河畔小区内有的楼房脚手架已全部拆除，有的楼房脚手架正在拆除。目前，小区内其它在建楼房已暂停施工。

除倒塌的大楼外，其他在建的10幢楼均未发生倾斜、偏移、沉降等问题。发生事故的周边小区和道路的地下煤气管道、电缆、水管等经过权威部门的详细检测，没有任何渗漏、断裂、移位等问题，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极小。

目前以建工集团为主体的抢险施工队正在抢险施工，集中力量清理现场过高的堆积土方、回填基坑，消除隐患。以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市地质勘察研究院为主体的权威部门，还将对其余的10幢楼、沿线防汛墙、周边居民房屋、管线等进行不间断地严密监控，不留隐患。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正加强周边建筑物的安全检测。

引以为戒

南京将对沿江工程做体检

已建及在建高楼离河道都有安全距离

昨天上海闵行区莲花南路、罗阳路口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发生倒塌事故，给离河岸较近的开发商敲响了警钟。那么，南京沿江、湖泊一带新建在建的一批高层住宅，会不会有类似事件发生，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南京建工局有关专家。

专家告诉记者，从目前上海在建商品楼发生倒塌事故表面来看，大楼倒塌有可能是河岸地基下沉，楼房地基一侧沉降过度倾斜，导致楼房倒塌。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的存在。由于河道附近地基多为软土和尘沙，如果楼房桩基处理不好，不能适应土壤下沉变形，就会造成桩基的变形，当变形达到一定的程度，超过平衡度，就会发生楼房倾斜倒塌。目前，南京在沿江、湖泊一带，已建在建的高楼，离河道都存在一个安全距离，桩基处理上都有一定的特殊要求。在管理方面，建工局要求在建筑结构处理上要求30层以上（含30层）或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要专门配备至少一名质检员随时进行质量把关。特别是桩基施工阶段，桩基设备在6台以上的，每增加6台设备将增加一名质检员。对于成片住宅小区，还要配备土建监理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南京的沿江高楼是很安全的。不过上海在建商品楼发生倒塌事故给我们也敲响了警钟，建工部门将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沿江、湖泊在建工程进行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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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中的吉首“局长街”【转】

流言中的吉首"局长街"
杨兴云

　　近期，在湖南省湘西州首府吉首市，备受舆论质疑的是被称作 "局长街"的河东吊脚楼一条街。
　　"河东吊脚楼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谜团，政府有必要对此展开调查，公布真相，以恢复市民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赖"，一位家住河东吊脚楼附近的兔岩社区的居民对本报记者说。

　　局长一条街？

　　河东吊脚楼坐落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的新城区――乾州古城的中心，北临万溶江，南接火车站。从气势恢宏的吉首市政府广场经万溶江大桥到那里，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
　　从百米开外的乾州大道看过去，一座座具有湘西民族特色的吊脚楼沿江排开，飞檐翘角、气势轩昂，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呈现出一种典雅娴静的气息。
　　按照2005年7月19日吉首市发展计划局 《关于下达乾州古城河东吊脚楼基建计划的通知》，建设河东吊脚楼是 "根据吉首市城市总体规划和乾州古城保护开发的需要"，其建设资金（包括其邻近的观音阁的修缮费用）为政府投资，共计为800万元。
　　一位知情者表示，全部38套古香古色的连排别墅，业主基本上都是吉首市国土、规划、旅游、教育、财政等权力部门的人物，"其中很多都是局长级别的，我们当地老百姓私下里都把它叫做局长街"。
　　为证实他的说法，这位知情者带着记者来到吊脚楼一条街上，一一指出这是某某局局长的，那是某某局局长的。
　　在记者再三追问下，该知情者最终透露，上述情况是从了解河东吊脚楼业主具体情况的国土局及规划局的朋友那里得来的。
　　随后，上述说法得到原土地拥有者之一的邓兴玉的证实。邓是原万溶江乡兔岩村的村民，现在的身份是吉首市乾州街道办事处兔岩社区的居民，而河东吊脚楼一条街就是征用她们的土地建设的。
　　邓兴玉说，在乾州古城当地，谁都知道河东吊脚楼一条街的业主是吉首和湘西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国土、规划、旅游、教育、财政哪个局都有当官的在这条街上修房子。"
　　另一位原在吉首市粮食部门工作，现已下岗的市民向明艳向记者表示，她有一个朋友是从事房屋中介的，刚刚还要她打听有没有人要买河东吊脚楼的房子。她说，那位从事房屋中介的朋友同她说起，河东吊脚楼一条街的业主大多是吉首市各局的局长，除了国土、规划、旅游、教育、财政等局的领导外，"还有检察院、公安局、法院等部门的官员"。
　　湖南常德籍的龙老板刚刚在河东吊脚楼开了一家名为"鸡棚子"的风味餐馆，他说自己租的就是吉首市规划局局长的房子。据他所知，河东一条街的业主全都是吉首市或湘西州下属各县的政府官员，"那边刚刚装修好的一套房子就是龙山县交通局局长的"。
　　得知记者是从深圳来吉首，想在河东吊脚楼买房从事经营，龙老板极力向记者推荐他餐馆隔壁的一套房子。
　　他说，该房子是乾州派出所杨所长的，面积和他租的房子一样大，结构也完全一样。他现在房子的租金是每年6万元，如果是买下来的话，差不多要80万。
　　"这个位置在吉首真正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江对面500米是吉首市政府大楼。按照吉首市城市规划，吊脚楼的后边要修一条街道，从旁边这条路走下去不远处就是以后的吉首火车站"，龙老板说，"趁现在租金还没有上去，一次签上三五年的合同，绝对划算，如果有钱干脆买下来，那就更有升值潜力。"
　　一位知情者还向记者提到，"鸡棚子"风味餐馆的前身即是规划局局长开的"渝湘居"。当时，凡河东吊脚楼业主去规划局办理相关手续，规划局局长都要向其公开表示，晚上到"渝湘居"吃饭，庆祝一下。等到河东吊脚楼的相关房产手续办理完成，"渝湘居"便转让给龙老板，餐馆的名字也变更为"鸡棚子"。
　　在有关知情者的帮助下，本报记者拿到了一份2005年12月6日以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名义刊登在当地媒体上的河东吊脚楼地块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公告》显示，河东吊脚楼一条街占地面积为5625平方米，规划设计为小青瓦坡屋顶，马头墙，仿古木制门窗，可视面青砖墙，具有典型的湘西建筑特色。其房屋的建筑密度为39.98％，绿化率为30.1％，容积率为1.11，平均层数为2.5层。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50年。
　　颇为有趣的是，负责乾州古城建设的有关人员还专门将一座修建于清代的贞节牌坊迁移过来，竖立在河东吊脚楼的街口，当地群众据此将河东吊脚楼一条街戏称为"寡妇街"。这条街建成至今已超过一年，大部分房子仍然闲置在那里，只有两三家人入住，最近的就是龙老板开的"鸡棚子"风味餐馆。

　　官方回避

　　就上述知情者提到的相关情况，记者向吉首市有关部门进行了求证。
　　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一位姓陈的主任在听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后表示，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他们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还是得找土地交易中心的有关人员了解。他同时向记者提供了吉首市土地交易中心主任高小平的手机号码。
　　随后，记者接通高小平的电话。高小平说他正在外地出差，记者表示想了解河东吊脚楼地块拍卖的相关情况时，高答复说，"没什么可说的，所有一切都是按照吉首市政府的有关文件去做的"。
　　接着，记者提出，能否介绍一下参与河东吊脚楼地块拍卖的人员，高说电话里不方便。当记者提出，能不能找一位在家的熟悉情况的人士向记者介绍一下情况，高挂断电话。再打过去，高的电话已经关机。
　　第二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吉首市土地交易管理所，找到专门负责土地挂牌出让和拍卖的陈伟。他表示除2001年有两宗土地以拍卖的方式进行交易之外，吉首市的土地交易一直以来都是以挂牌出让的方式进行，其中包括河东吊脚楼38个地块。
　　陈伟向记者解释说，所谓挂牌出让，其基本情况是，在挂牌出让之前，所要出让的地块需经有关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出让的底价，然后根据参与者出价的高低进行转让，出价高者自然胜出。如果没有竞争者，则按底价出让。
　　陈伟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湘西这种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确保了土地出让的成功进行，而如果以拍卖的方式进行，"一些位置不好的地块，可能常常就会流拍"。
　　河东吊脚楼所在的兔岩社区的一位居民表示，据他所知，尽管很多人有意参与河东吊脚楼地块的竞争，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拒之门外。
　　在吉首市房地产管理局，分管房屋产权的副局长杨育均表示，根据规定，有关房屋产权信息方面的情况，只有房屋产权所有者本人和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出示相关证明文件后，方可以查看，其他人包括新闻媒体均不能查看，"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

　　违规用地？

　　兔岩社区的多位居民表示，河东吊脚楼在拆迁及土地使用的审批过程中，还存在先迁后批、先用后批及隐瞒实际用地面积等行为。
　　随后他们向记者出示了几份相关文件的复印件。一份是2005年7月19日吉首市发展计划局《关于下达乾州古城河东吊脚楼基建计划的通知》，要求相关单位接此通知后，严格按照基建管理程序办理好有关手续，积极组织施工，力争早日建成河东吊脚楼一条街。
　　另一份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该审批单显示，批准的时间是2006年11月28日。在批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种类面积一栏里显示的是：耕地0.3961公顷，其他农用地0.0450公顷，建设用地4.2574公顷，合计4.6985公顷。
　　兔岩社区的多位居民质疑，为什么在尚未得到省政府用地审批的情况下，吉首市发展计划局就提前一年多时间下达河东吊脚楼基建计划，有关部门也据此进行拆迁。
　　此外，他们认为有关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种类、面积等方面也与事实不符，"当时的土地状况是，除了耕地便是果园，而不是什么建设用地。同时用地面积也远远大于4.6985公顷"。
　　随后，吉首市有关部门进行了拆迁活动。记者看到吉首市国土资源局发放给拆迁房屋承租户的通知，让承租户在接到通知5日内自行搬出出租屋，逾期不搬者，将被停水停电，同时一切损失由租户自行承担。"接到通知时，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尚未与有关部门达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什么协议了。"
　　记者在采访中还获悉，被拆迁的村民一般只得到青苗费和安置费，而土地补偿费则被村集体管理使用。
　　记者得到的一份材料显示，吉首市乾州街道办事处云峰村村民对村委会涉嫌滥用集体资金十分不满，多次向吉首市和湘西州有关部门反映。今年3月，由吉首市信访局、审计局、国土局和乾州街道办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村干部存在变卖集体财产不入账，借用集体资金不报账及长期拖欠村集体资金等问题。




【转自】http://finance.jrj.com.cn/2008/11/152150277475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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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惊现违法拆迁 受害人无家可归 【转】

河北沧州惊现违法拆迁 受害人无家可归

　　 自从事件一出：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噩梦的开始。我怎么也想不到沧州市的天空竟如此的乌云密布，压得我喘不上气，抬不起头。我常彻夜难眠，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央集中精力搞***健康法治社会的今天，竟会出现如此让人正震惊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平头百姓就该任由官商勾结的宰割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叫吴树林，我家住在沧州市锻压厂宿舍2号楼3单103室，该房屋为1999年建，整体框架浇注结构，面积82.41平米，另有储藏间7.11平米，房子的质量很好，我们拥有100%的产权。
　　 2008年开始就出现了不平静，在我们楼房的正南方不足30米的地方要盖小高层商品楼。然后又在2008年12月15日拆迁工作组进入我家谈拆房的事宜，谈了三，四，次事情没有进展，原因是他们给的补偿根本买不到和我们以前同等条件的房子，他们一口咬定就给27万，多一分也给不了。在没谈成的情况下，他们在违法的情况下，在2009年1月13日开始断电，断水，断气，今年冬天的气温零下十几度，由于・我家有老有少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被迫搬离楼房，我本来就有病（精神不好，老伴有心脏病，哮喘病等多种疾病），这一下更严重了，腊月27日夜间11点多有一帮人在我大儿子的平房砸门・ 踹墙，言辞很激烈，事先也没通知我们・我们哪敢开门啊，要是他们雇佣黑社会怎么办，于是我们打了110电话，110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着车跑了，没过两天又到孩子学校恐吓孩子，吓得孩子一直有恐惧心理，都不敢去上学。后来才知道是运河区政法委***干的， 天知道这里面充斥了多少权钱交易的内幕。
　　 2月1日我去楼房一看，玻璃被砸，防盗门被盗屋里的暖气橱柜，炉具和一些家具，共计价值2万多元的物品被盗，我们家到派出所报了案，运河分局立了案，但管不了这些都是拆迁办指使的，因为楼房距支持佳苑开发的指挥部只有几米远，而且他们那还有看门人，这是一帮什么人？罪犯，匪徒，见利忘义，喝老百姓血汗的败类！拆迁办就是这样搞拆工作的吗？
　　 我们国家一再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应维护人民的权力而不是参与和纵容违法乱纪，他们的工作应是协商的调节的，而不是强迫的，被开发商利用的打手，爪牙！利用开发给我们制造灾难的恶棍。
　　我们家的生活比较困难，我退休，老伴没工作，天天还得吃药，我儿子是复员军人，两口都下岗，靠打工吃饭，没有了家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一直相信政府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发生在2009年3月13日，再没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彭李军（运河区政法委***)他们已触犯了刑律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自从房子被非法拆除后，我们先后多次找了区拆迁办，街道和市信访办，他们都来回推，后来避而不见，后来又多次找市政府，信访办，根本没人理睬。我都60多岁了，有精神病史，我死的心都有啊！他们还说："你们去法院起诉吧！"我们去了几个律师事务所，他们说你的官司能赢，但我们不敢接这个案子，因为事先都开了会，谁接案子就别在沧州混了，唉！沧州也是一个独立王国啊。我们在沧州和他们打官司简直是鸡蛋碰石头，他们就是拖也拖死我们啊！他们正计划这么干呢。
　　 我精神病更厉害了，整天破口大骂，控制不住自己，晚上睡不着觉，整天为房子的事像皮球一样被提来踢去，真怕哪天弄出事来，老伴儿也整天为这事落泪，整天唉声叹气，身体更加恶化，整天就是这个事，夜难眠，心难平，度日如年。
　　 今年是我国的干部作风年，沧州市在美好佳苑前期工程的拆迁工作中的表现，这是中国***干部作风吗?他们干了违法的事，不光不认罪，而且还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开发商勾结，鱼肉我们这些受害者，他们的黑恶作风能让老百姓过上***的生活吗？简直就是制造不***音符的罪魁祸首啊！
　　 上访之路是漫长的，真理之路是坎坷的，但我相信正义总有伸张的那一天。不要把人逼的非要流血 出惨案 才能够得以解决，希望每一个善良的网民都帮帮我，看到这篇帖子都能够帮我多多点击 ，在这里我带领全家谢谢全国支持我们的正义的网民们。


【转自】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article/200905/show1486604c12p1.ibod&rurl=&title=%u6CB3%u5317%u6CA7%u5DDE%u60CA%u73B0%u8FDD%u6CD5%u62C6%u8FC1%20%u53D7%u5BB3%u4EBA%u65E0%u5BB6%u53EF%u5F52%28%u56FE%29_%u6CB3%u5317%u6CA7%u5DDE%u51FA%u73B0%u8FDD%u6CD5%u62C6%u8FC1%20%u53D7%u5BB3%u4EBA%u65E0%u5BB6%u53EF%u5F52%28%u56FE%29%20---%20ido.3m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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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报告的证据审查分析 【转】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报告的证据审查分析


    补偿安置是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核心内容，拆迁活动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补偿安置，补偿安置的基础是被拆迁房屋价格的评估，评估结论的载体是估价报告。那么，估价报告在裁决和诉讼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

　　在实践中，有两种认识：一是依据；二是证据。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估价报告在补偿安置纠纷处理中仅起证据作用。建设部2000年《关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脱钩改制的通知》要求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改制为估价师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国办发[1999]92号，评估机构属于 “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模式的机构，其行为不具备行政行为效力的全部内容。

　　行政行为包括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个方面：
　　（1）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其是否合法，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之所以要对行政行为作这样的推定，是因为社会对行政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信任和尊重，从而稳定权力义务关系。
　　（2）确定力是指已生效行政行为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它要求行政主体不得任意改变自己所作的行政行为，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因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向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的一种承诺，行政主体有义务信守和兑现自己的承诺，否则就损害了行政相对人对这种承诺的信任。
　　（3）拘束力是指已生效的行政行为所具有的约束和限制行政主体及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法律效力。拘束力是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对他人不具有拘束力。
　　（4）执行力是指已生效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房地产估价机构所作的估价报告不具有行政行为所具有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但它是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作出判断和决定的重要参考，产生影响力而非决定力。因此，估价报告符合证据的特征。既然在行政执法和审判中估价报告仅作为证据而非依据，行政执法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其从合法性、真实性、相关性方面进行审查。《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对估价报告进行证据“三性”审查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证据审查的角度，来审视估价报告的证据效力。

　　一、房地产估价报告的合法性审查
　　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证据的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证据的合法性直接决定证据能力。证据能力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某证据能否成为定案依据的资格。证据资格在一些西方国家被称为证据能力、证据的容许性或者可采性，我国将证据能力称为证据的合法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证据的合法性包括：
    （1）证据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这里的法律规定属于广义理解，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证据主体是指拥有、占有证据或者提供证据的自然人和组织。《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拆迁估价由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估价机构承担，估价报告必须由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证据的主体只有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具有证人资格，否则，即使其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的并与案件事实有关，也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被采用。据此，估价报告只有法定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作出并由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才能作为证据被采用。例如，江苏省某拆迁项目，就补偿安置的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经拆迁人申请，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补偿安置裁决，被拆迁人不服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发现，裁决所依据的估价报告签名的“估价师”不具有房地产估价师资格，法院否定该证据的效力，并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裁决责令重新作出。 【转注：还得注意评估单位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核定的评估资产金额限制与范围等约束条件是否与所评估资产存在冲突】

　　（2）证据的收集和取得证据的方法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估价报告的形成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公开、透明，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 如果违反该程序规定完全由拆迁人确定估价机构，所作的估价报告就违反了证据的合法性而不被采信。之所以规定了估价机构确定的法定程序，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现实背景的：作为拆迁人的开发公司大多数与房地产管理部门具有种种密切关系，特别是一些国有的开发公司更是如此。这样，房地产估价机构便通过房地产管理部门与作为拆迁人的开发公司都成了“同行”。拆迁评估的委托人比较普遍的是拆迁人委托，在众多估价机构“争饭吃”的情况下，估价机构一旦获得拆迁人的委托，便屈从于委托人的压力，过低评估以迎合拆迁人的要求，企图与开发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以求下一个拆迁项目评估的委托；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估价机构的委托和确定没有引入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机制，整个评估市场在拆迁人的操纵之下，估价机构很难有独立人格，只能在妥协与干预之中生存与发展。估价机构不是在诚信上下功夫，而是在拉关系上下力气，这里作者丝毫没有贬低估价机构的意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在于估价机构本身，而在于相应的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和不科学。作为行业自律的管理部门，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正在完善公平竞争、公正评估的制度和规范，当然，我国房地产估价师制度建立仅十年，对其要求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发展的标准。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建设部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这从制度上保证拆迁房屋评估公正进行，为证据的合法性审查提供了可能。 【转注：政府拆迁项目中政府干预较多，可仔细研读评估报告】

　　（3）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估价报告应当具备的形式要件包括委托人、评估标的、估价方法、估价机构、救济途径、估价师。缺少必备要件就属于证据的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而不被采信。

　　二、房地产估价报告的真实性审查
　　证据的真实性是指是否具有能够客观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属性，或者说是否具有客观存在性。证据的真实性是使证据获得证据能力的本质要求，任何虚假的或者不真实的证据都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行政执法和审判都是如此。

　　补偿安置裁决及其相关行政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和法官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客观真实是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标准，因为它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只有根据客观的证据，才能再现案件的真正事实真相，进而才能保证案件的处理正确和公正。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的证据，客观真实的标准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只有根据客观的证据，才能再现案件真正事实真相，进而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然而问题是在审判实践中，客观真实的标准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这里涉及到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究竟要求客观上的真实还是法律上的真实，法律的价值包括公正和效率，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价值应当首先追求法律上的真实而非客观上的真实。当然，二者的统一最为理想，但在实践中难以成为现实。

　　现代司法证据理念表明，证明标准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允许法官适用高度盖然性。行政机关作出裁决时，由举证义务的拆迁人提供估价报告，如果被拆迁人不能反驳的，可以估价报告为依据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义务，在不能反驳估价报告时，人民法院可以估价报告作出判决。被拆迁人否定负有举证义务的拆迁人或者行政机关提供的估价报告，可以通过横向、纵向，同类、近类比较的方法分析和反证。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无一例外的要考察证据的真实性，证据的真实性要求证据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具有客观性，证据的内容应当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离开事物客观存在的主观臆断，无根据的猜测、幻觉以及迷信邪说都不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据此，估价报告的结论存在主观臆断，无根据的猜测因素的，就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证据形式的客观性要求证据必须以一定的有形载体展示在人们面前，应当是直接或间接的被人们所感知。由于证据是对未知事实的反映，对于证据的真实性的认定，要靠人的主观认识活动来完成，因此，证据的真实性往往并不能完全等于客观真实，存在着片面性和误差等不符合案件真实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必须对证据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甄别，通过证据的出示、质疑和抗辩程序，排除对证据的虚假和不真实的怀疑，从而使最能够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据成为定案的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一些规定保证了估价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被拆迁房屋客观真实的价值。其第五条规定：“拆迁评估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第十条规定：“受托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需要查阅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和相关房地产交易信息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允许查阅。”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结合被拆迁房屋的房地产状况进行。” 这些规定为行政执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估价报告真实性的判断提供了线索。

　　目前，我国房地产估价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长期趋势法等多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确定的补偿原则的实质是一种赎买政策，也就是说，拆迁中拆迁人首先通过市场价格将被拆迁房屋购买，然后进行拆除。因此,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最适宜的办法应当是比较法。但在实践中，由于同类交易案例缺乏等因素，没有条件采取比较法时，也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比如，对公益事业的房屋、对经营性用房，用比较法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比较案例。一般来讲，公益事业性用房更多地使用成本法，而经营性物业的评估，使用收益法可能更有利。“比较法”是将被拆迁房屋与在估价时点的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做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收益法”是根据被拆迁房屋未来的正常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成本法”是根据被拆迁房屋在估价时点的重新购建价格，然后扣除折旧，以此估算被拆迁房屋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这些方法无非是尽量使估价报告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三、房地产估价报告的相关性审查
　　证据的相关性又称为关联性，是指证据是否与案件的待证事实具有一定的关系。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才可能被采用，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的证据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没有意义，因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的相关性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具体而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只是联系的方式、联系的程度和联系的性质不同而已。例如，估价师视力不好可能影响对勘查丈量被拆迁房屋的结果，但不能称为辩驳不真实估价报告的正当理由。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直接影响的联系，而非哲学上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美国法学家威廉斯认为：“关联性是指证据与意图证明的争议事实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关系，如果证据与该事实关系极为微小，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明价值，那就是无关联的。” 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待证事实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意义。证据的关联性所反映的是证据的内容和实体与案件事实有关，而不是证据的来源和证据的形式。审查估价报告这一证据的关联性时包括：（1）该估价报告要证明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2）该估价报告所证明的问题对案件事实认定是否具有实际意义；（3）该估价报告对于要证明的事实是否具有证明力。

　　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虽各具特点，但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一有机整体，相互补充，缺一不可。证据缺少任何一“性”，都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尽管如此，法定的房地产估价机构作出的估价报告属于优势证据，在没有足够的其他相反证据否定时，仍应以其为依据作出裁判。房地产估价机构承揽估价业务是通过良好的公信力，其所作出的估价报告是否被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采信，直接影响其公信力的提升和下降，证据对当事人不产生直接的拘束力，只有估价报告被行政行为采信后才产生拘束力，因此，笔者认为，房地产估价机构无需对轻微过失性的错误估价报告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如果估价机构故意作出虚假的估价报告致使民事主体作出错误的判断，估价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有关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其虚假作证行为进行制裁。因此，信誉是房地产估价机构生命之所在。

 

【转自】http://www.kuaijiren.com/fangchanpinggu/2009-02/1234896368_510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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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拆迁应由哪个部门赔偿损失？【转】

违法拆迁应由哪个部门赔偿损失？

【问题】
    三年前，区政府违法行政，违法拆迁，造成我们的合法财产被侵害，通过市中院的审判和省高院二审的判决，已经决定认定了区政府违法行政的事实，但是由违法行政给我们造成的侵害损失，至今没得到解决。请问，违法拆除房屋所引发的行政官司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到底由哪个部门解决？责任由谁承担？

【解答】

    从你提供的情况来看，区政府的作为已构成了行政侵权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由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该法第4条还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政职权时有4种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赔偿义务机关是区人民政府。

【转自】http://house.lywww.com/article/2009/0522/article_13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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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枣阳小区业主用相机拍录法院执法被拘留【转】

湖北枣阳小区业主用相机拍录法院执法被拘留

2009年06月27日00:00 　 新京报　 孔璞

本报讯 （记者孔璞）6月12日，湖北省枣阳市一名小区业主，因用相机拍录法院执法活动被拘留，法院签发给的拘留决定书上写着：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执行活动，干扰法院执行公务。

拍摄执法活动被拘

当天下午两点半，根据枣阳市法院此前作出的民事裁定，枣阳市法院、公安局、城管、消防支队等单位，共派出了一百多名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前往财富小区维持秩序，以确保开发商枣阳市天行健置业有限公司当天开工。
枣阳市法院执行一庭庭长王智勇说，当时有很多业主，站在财富广场入口，阻拦施工方机械。
业主杨燕林用相机对警方的行动录像，十几分钟后，杨因故回家，将相机交给邻居马耀军，马继续拍摄。
几分钟后，杨燕林再次回到小区门口时，被等候的法警铐住，扭送到车上。庭长王智勇说，杨有煽动小区业主的行为，故将其拘留。
马耀军一直跟在法警身后，拍摄杨与另外一名业主被控制的过程。杨被推上车后，4名法警立刻夺走马耀军相机，并将马扭到车上。此后又有两名业主被抓。
当天下午5时，警方将拘留决定书发给马耀军。与其他四人不同，马耀军的拘留原因除了妨碍法院执行公务，还多了"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执行活动"。5人均被决定拘留15天。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法院认定执法不许拍照

马耀军非常不理解被拘留的原因，他认为自己没有阻碍执行公务，"我没有阻拦行为，也没有肢体接触"。
关于何为"妨碍执行公务"，枣阳市法院院长田玉斌解释，应该有暴力行为，或者肢体的强行阻拦，或者用言语蛊惑以及威胁。
马耀军当天没有出现上述行为，为何遭到拘留？田玉斌说，法院执法活动不允许拍摄，马的拍摄行为违反此规定，因此被拘。
对此，马耀军表示不解。他认为，法院执行公务是公开行为，为何不允许拍摄？
田玉斌说，在法庭拍摄要受到限制，而公开场合可以看做法庭的延伸。此外，执法行为往往带有强制色彩，有一些激烈的肢体接触，这些画面被拍摄后，看到的人会产生"执法不文明"的误解。
对于"不许拍摄执法活动"规定所依据的法条，田玉斌只是说："我们习惯了这样，当地法院一直都这么把握。"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律师周泽针说，法院拘留拍摄录像公民，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中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拍摄录像违法。此外，拍摄对法院的执行够不成妨碍，妨碍公务无从谈起。

■ 疑问

罚款决定书没有时限

法院称"可以随时做出变更"
本报讯 （记者孔璞）13日下午，法院派人到拘留所告诉马耀军等人，如果认错并缴纳一万元罚款，可以提前解除拘留。
当马耀军表示没钱时，法院工作人员表示，罚款可以不真正缴纳，收下罚款决定书即可。
"他们（工作人员）说给我们罚款决定书，是做给开发商看的。"杨燕林说。
最后，除了杨燕林外，其余四人均拿到罚款决定书，并被释放。按规定必须出示的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五人均未见到。
对此，田玉斌说，提前解除拘留，无需以纸质形式呈现，"可以口头告知"。
马耀军介绍，罚款决定书上要求罚款10000元，未注明缴纳时限。
田玉斌说，"罚款决定书下发了，但只要表现好，就可以一直不罚款。"
记者询问有没有缴纳时限，田玉斌表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时间。
罚款决定书可以长期有效？田玉斌说，"我们可以随时做出变更。"

【转自】http://news.qq.com/a/20090627/0004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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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被解放了的房价“奴役”了谁【转】

时评：被解放了的房价"奴役"了谁

2009年06月26日 08:11

　　在2009年年中的时候稍微顿下足，回头看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轨迹，除了惊奇之外，还是惊奇。"情节"发展太快了，以至于太多预测房价的专家都来不及调整姿势。仅仅半年前，"小阳春"这个词还被制造出来用于形容楼市"暖冬"的需要和可能。到如今，房价迅速地恢复性(如果说不是报复性的话)上涨已经使得开发商回头再说"小阳春"都觉得自己气概不足：这行情，岂是一个"小阳春"所能描述，又岂是什么市场化的力量所能扭转。

　　权威不权威的机构都在加紧预测下半年，结论几乎是一致的，房价还要继续向不可知的新高领域探索空间，甚至有的机构都给出了具体空间：未来3～6个月内，全国房价预计将在2009年1季度的基础上提高13.7%。这是就整个行业来说的，实际上，大家切身感受的可能比这个更加强烈，因为身边的楼盘两个月涨了40%也并非个例。
　　房价这样涨法有没有泡沫呢？除了少数极度热爱这个行业的人之外，大概都会说有吧。在一些敏锐的学者看来，这个泡沫甚至已经是值得忧虑了。上周著名经济学家李开发就和记者谈到，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复杂，泡沫需要谨慎对待。我想，说复杂大概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一边提振着中国经济，又一边通过高房价制造着更多的潜在问题。所以，李开发说，这个泡沫是暂时消化不了的。
　　按照我对李老师话意的理解，房地产颇有些"绑架"中国经济的味道在里边，政府要是狠心治理房价，就要冒经济下滑、财政吃紧、就业形势严峻、银行坏账增加的危险，可是不治理，这样涨法也会把政府带入下一个困境(比如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又比如大量资金涌入造成的实体经济失血问题)。怎么办？谨慎观察、慢慢治理。所以看准了涨价是一种趋势的开发商固然可以顺势多赚钱，但也不要太乐观估计了形势。市场化如果只是带来财富的转移和住房的集中占有，那政府迟早会下决心干预的。
　　更多地回顾一下房地产这几年的政策脉络，我们会发现，我们本来已经步入了调整的阶段，正在检讨高房价和前些年的土地、财政和金融政策，可是突然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迫使政府在保增长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此也可以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救了中国的房地产。
　　问题并没有消弭，而是被推后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存在开发结构不合理、利益纠葛太复杂、供求受到太多非市场化因素干扰等问题。就以目前的通胀来说，通胀本身还没到来，可是我们却通过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更早地走向通胀。
　　你可以说像现在这样房价一个月涨20%，半年翻一番是有其趋势性的一面，但你不能说这样的上涨是合理的，是价值回归，或者是中国城市化的需要。中国城市化是需要房地产的繁荣，但一个繁荣的市场未必是一个能解决大部分人住房问题的市场，100个人每人买套房和一个人买100套房都会带来繁荣，但后者显然没有解决大部分人的住房问题。
　　被解放了的房价"奴役"了谁？所有的人。我们正在变成三重意义上的房奴：买了房子，每个月辛辛苦苦累死累活还贷的是房奴；买不起房子，匍匐在高房价脚下同样被房子"奴役"；买得起好多套房子却成了守财奴(那些相信房子保值增值的人也要明白，要是真的中国经济出了问题，这样的财富同样会急剧缩水)。
　　房地产是否正在"绑架"中国经济，正在因为房价的走势变得日益敏感和关键。
【转自】http://www.chinanews.com.cn/estate/estate-lspl/news/2009/06-26/17499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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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拆迁是现代的圈地运动【转】

强制拆迁是现代的圈地运动

在遥远的内蒙古赤峰，本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却又发生了一起黑暗的悲剧，在一次强制拆迁的行动中，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无力阻挡自己父母的房屋被拆的命运，竟愤然自焚，虽经抢救，但全身上下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又联系起当年的“最牛钉子户”诸事，不由得不想：拆迁运动真是中国特色！

拆迁运动中又有个笑话，却是活生生的真实事例：一个局长平时指挥拆迁别人的房间惯了，真是心狠手辣，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家也遭到了拆迁的命运，这回到他当了钉子户，大力抗议了起来，打死都不肯搬出自己的房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黑色幽默，由此可见，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国家干部也好，都会先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先。

我想起一个问题，拆迁运动是合法的吗？按理来说应该是，拆迁是国家允许的行为，是为了推进城市化，但是在其中又存在着大量的官商勾结，粗暴行政，漠视生命，种种恶劣行为，不知法律都已允许。每一次拆迁运动的身边总是跟随着暴力与不安，同时执行者的态度似乎对此已习以为常，不由得让人对拆迁行为的正当性产生严重的怀疑。

从经济的角度上说，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当代中国的拆迁与当年英国的羊吃人运动有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只不过羊吃人是为圈地进行大规模化的畜牧业，而拆迁是为大规模的建设城市，或者是为大规模的建造形象工程。

如此说来，对照历史，拆迁似乎是不可避免，拆迁过程中的暴力也是难以避免？

从个人角度而言，为什么会有如此频繁的暴力事件发生，是因为执行者无视被拆迁人的权利，也许很多执法者都是这样的思维：其他人的尊严，人的伤害都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做完自己的工作就好，暴力只要不降临到我身上，就与我无关。暴力起源于对生命的漠视。

同时想拆谁就拆谁的房屋，也无非是因为官员们觉得：在一切物权皆公有的前提下，我是这里的父母官，即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你拥有的无非就是一栋破房子的60年居住权，随便赔你点钱还是看在社会舆论监督的面子上，要捻死你还是跟捻死只蚊子一样的容易，不要来妨碍我的建造计划。

归根结底，暴力拆迁的原因还是对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

但是总是用暴力，能维持到什么时候？暴力并不能解决一切，大家可以看的出来也都知道，拆迁已经成为了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纵然能用暴力强行压住不满的情绪，但这些不满越积越多，有一天总要爆发出来，那时候势必对经济、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一切拆迁取得的成果破坏殆尽，悔之晚矣，更有违“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了。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当年的时代，也不可能回到当年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可以说不少人的维权意识已经开始有所萌芽，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真理之一，只希望这些肉食者能远谋，不管政府的本职是不是真为人民服务，也到该好好反思一下的时候了。

博客时评 的评论：

拆迁是不可避免，但法律和该得到的微薄的补偿最起码的底线是要使人有房住吧，任何一项权利都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法制国家的最大不幸，是对法制的耻笑也是弱势人员的唯一自护，偶的一皖南大学学友其家就遭遇如此圈地，也是自焚方才得到正常的补助，其实全国这样的事例绝非少数，只是希望这样的维权不要太惨烈。为皖南老北街改造而仍无处安身的邻友们问一声你们还好吗。家没有了，那些权贵们也负了，单位没有了，家也没了，生活没着落了，只有到自己头上才知什么是痛。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了，佛佑中华，佛佑那些还在针扎的人们平安，总会看到那些人现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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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时评(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8 10:11:00

vfr 的评论：

拆迁→拍卖地块→财政进账→开发商盈利→GDP上去了。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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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r(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7 8:48:00

真言 的评论：

每一次强制拆迁的被后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存在官商勾结坑害百姓,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向当地首长(一把手)大量行贿,腐败分子就利用手中权力强行拆迁班,表面上看似政府行为,实质上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其目的就是压低拆迁赔偿,损害广大拆迁户利益,由于在房地产开发中存在严重腐败,行贿受贿,这又极大的加大了商品房的成本,最终要由商品房的购买者来承担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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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5 12:30:00

真言 的评论：

每一次强制拆迁的被后都存在严重的腐败,存在官商勾结坑害百姓,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向当地首长(一把手)大量行贿,腐败分子就利用手中权力强行拆迁班,表面上看似政府行为,实质上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其目的就是压低拆迁赔偿,损害广大拆迁户利益,由于在房地产开发中存在严重腐败,行贿受贿,这又极大的加大了商品房的成本最终要由商品房的购买者来承担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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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5 12:29:00

律师戴波 的评论：

强制拆迁是现代的圈地运动=官商勾结的圈钱运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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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戴波(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5 11:57:00

环城南路的痛 的评论：

拆迁是不可避免，但法律和该得到的微薄的补偿最起码的底线是要使人有房住吧，任何一项权利都要付出代价的，这是法制国家的最大不幸，是对法制的耻笑也是弱势人员的唯一自护，偶的一皖南大学学友其家就遭遇如此圈地，也是自焚方才得到正常的补助，其实全国这样的事例绝非少数，只是希望这样的维权不要太惨烈。为皖南老北街改造而仍无处安身的邻友们问一声你们还好吗。家没有了，那些权贵们也负了，单位没有了，家也没了，生活没着落了，只有到自己头上才知什么是痛。别站着说话不腰痛了，佛佑中华，佛佑那些还在针扎的人们平安，总会看到那些人现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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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南路的痛(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5 11:06:00

一声叹息 的评论：

我是近郊农民，我们这里的拆迁的标语是“舍小家，为大家”我不知道这大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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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22:34:00

沙狐 的评论：

老马，你醒过来，你看看你倡导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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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狐(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8:23:00

路人 的评论：

在专制制度下，已无道理可讲--(该评论来自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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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6:52:00

桑梓 的评论：

念强拆之汹汹， 独怅然而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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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6:03:00

李 的评论：

这是人吃人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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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4:29:00

游客 的评论：

现在的拆迁就是圈地，把你的房子扒了，土地占了你敢不买他们的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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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4:04:00

都差不多拆完了 的评论：

把人家有院子的房子拆了，给人公寓，还要他贴钱。另外再建带院子的房，改名叫别墅。说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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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差不多拆完了(游客)发表评论于2009-3-14 12:58:00

见言 的评论：

顶一个

【转自】http://www.bokerb.com/user/liangxu981/archives/2009/2009314115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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