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作者：楚一民
这些年，一些地方官员拿自身的隐私权说事，甚至不惜动用公权打压公民的批评监督。现在，又有地方组织部门，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对官员明显伤害公众情感的错误言语，申言“管不了”———如此错位颠倒的法治秩序，无疑令人汗颜、忧心。
郑州市城市规划局一位副局长一语惊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对此，该市委组织部官员却认为，此言属个人言行，组织部也管不了，国家也是规定言论自由的。据悉，目前，这位副局长仍在正常上班。(《成都商报》6月19日)
就“雷人”的程度而言，郑州市组织部官员的上述言论———“此言属个人言行，组织部也管不了，国家也是规定言论自由的”，与其所辩护的对象———“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无疑难分伯仲。
不错，我国法律确实规定了“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但问题是，拥有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务人员特殊身份的副局长，是否与普通的公民一样同等享受这种权利，并以此为借口，公开宣扬党群对立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且“组织部也管不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无论党纪还是国法，均不允许这位副局长说这样的话。先看党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要求：“(党员)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公开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再看国法———《公务员法》在“惩戒”一章中，第一条第一款便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
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法治社会的运行机制，我们就会发现，基于“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法治原则，作为手中掌握公权力、背负特殊义务的政府官员，不应当享受与普通公民完全一致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和法律常识。比如，我们都知道，在许多法治成熟完善的国家，隐私权这项普通公民广泛享受的基本权利，包括政府高官在内的许多社会公众人物就是不能同等享受。特别是对于政府高官来说，不仅不能享受，还可能在某些方面被完全剥夺———其个人收入财产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开。
隐私权是如此，言论自由权利同样也是如此。比如，在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这类公认的政治不正确言论，普通公民可以说，但政府官员和一些公众人物却是不可以说的———一旦犯忌，轻则必须公开道歉，重则辞职走人。所以要如此，道理其实很简单———官员是接受民众委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的公职人员，其一言一行均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个人的。因此，为了规训权力、使之服从于民众的利益和需求，政府官员只有更多接受民众监督、批评的义务，而无对公众“大放厥词”的权力。
关于这一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实际上已有很好的说明。如《公约》在承认“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同时，又强调“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这里，“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者，显然首先便是国家公职人员，比如政府官员、军人等。
这些年，一些地方官员拿隐私权说事，甚至不惜动用公权打压公民的批评监督。现在，又有地方组织部门，打出“言论自由”的旗号，对官员明显错误、伤害公众情感的言语，申言“管不了”———如此错位颠倒的法治秩序，无疑令人汗颜、忧心。
【转自】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06/0622_6438_1212785.shtml
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栋连体别墅和两栋楼中楼。日前，记者赶赴郑州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而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月17日)
请这位副局长翻翻党章
在这位副局长的心中，俨然把党和老百姓划分成了对立面：为党说话，就是不能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说话，也就是不为党说话了。党和老百姓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概这位副局长工作太忙了，忙到把党章和入党誓词都忘光了。那就请副局长同志抽出百忙时间，随着我们翻翻党章，重新温习一下党章和入党誓词吧。
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里面，开宗明义就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入党誓词里也有这样的一段话：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也就是说，党和老百姓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鱼水的关系，血肉的关系，从记者的角度说，能够替党说话，也就是替老百姓说话。反之，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替党说话。入党誓词里的“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更言简意赅，那就是———不能“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甚至是“对立”，也就意味着是“叛党”。我们不敢说这位副局长的言论是“叛党言论”，起码把党员的概念和老百姓的关系搞糊涂了，而且糊涂得透顶。 □朱少华
记者“为百姓说话”有何不可？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舆论监督，是对公共权力的使用及使用者的一种监督”。真实的舆论环境有利于媒体公正地传播信息资源，促进民主法治建设。记者有弄清事实真相，为民代言的权利。做好舆论监督，客观、全面报道事实真相是记者的职责，更是新闻规律本身的需要。根本不用副局长大人指手画脚。副局长质问记者为谁说话，这到底是舆论监督权力，还是权力监督舆论？副局长一番高论，充满“防民之口”、回避舆论监督的权力怪味。而且“为谁说话”高论揭示出的执政伦理让人深思。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创建服务型政府，提倡以民为本。政府官员如此回应舆论监督，怎能不叫百姓心寒？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在某些人的思维里，不少人的工作重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权力服务，为利益服务，根本不考虑百姓的感受与评价。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除了停留在报告上、口头以外，在某些人心中根本没有生根发芽。
□叶祝颐
逯局长其实是要记者“替我说话”
在我国，“权力来自人民”、“须为人民服务”，是权力的基本伦理，应该成为一切官员的座右铭，但遍观当前现状，一些官员却精神分裂，故意弄错了权力伦理，行使权力不是为公，而是为私。或者，在桌面上大谈特谈权力为公，一副清正廉洁的公众形象，实际上汲汲于权力求租、权力寻租，把公权完全异化成为我所用的工具。
如果抽丝剥茧起来，这名副局长的话隐含着一个赤裸裸的权力逻辑，他的潜台词其实并不是要求记者“替党说话”，而是要求记者“替我说话”。党只不过是他所扣的一个大帽子，是他所依托的一个背景，简言之他是拿党当作挡箭牌，其实质是要求记者为他说话，因为他俨然以党自居，认为记者替老百姓说话，就损害了规划局的利益，也就使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如果记者不替“党”、不替他说话，他就拒绝采访，逐记者出门。
由是观之，官场中这样的两面人多么让公众失望和担忧，而食百姓之禄不为百姓办事的官员又是多么地透支政府公信力。因此，驱逐出类似的害群之马，让官员真正践行“权力来自人民须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是何其重要！ □王石川
郑州经适房土地建别墅 记者采访被质问替谁说话
中广网郑州6月17日消息（记者任磊萍 河南台何岩）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41分报道，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日前，记者赶赴郑州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宋先生是须水镇西岗村村民，2004年，郑州市政府将他们村的41.761亩土地划拨给了河南天荣置业有限公司建设经济适用房。在宋先生提供的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发放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建设内容”一项，也明确注明为“经济适用房”。但是几年过去了，开发商河南天荣置业公司却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宋先生说：“楼中楼是200多平方，别墅是300多平方，房已经完工了，销售也不是明着销售的，是暗箱操作。价钱他在网上按二手房销售的是4000多一平方。他这么多房子能卖一个亿，盖成经济适用房能错一半。”
郑州市规划局面对记者采访摆起“空城计”
宋先生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许多部门都很热情，郑州市规划局态度却极为冷淡。于是，记者在郑州市规划局信访接待日这天，拿着他们出具给宋先生的信访意见书，来到了规划局。在信访接待办公室门口的墙上，记者看到醒目的红色的牌子上写着，当天的值班领导是副局长李成祥，但是工作人员却说他一天都不在。
工作人员：虽然是信访接待日，但是督导组，领导要求他们去，上午他们去督导组了。
记者：那这个牌子不应该在这里挂了吧。
工作人员：那怎么不应该在这里挂了？有什么事你向新闻中心提吧，好不好。信访不是对外的，我们局里有规定，统一对外接受采访是新闻中心，好不好。
副局长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记者拨通了新闻中心陈主任的电话，但是她告诉记者，新闻中心没有一个人在家值班，全部出去了。几经波折，记者来到了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的办公室，将他们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书递了过去。一看到意见书上宋先生的名字，逯军就要求检查记者的采访设备，在拔掉了采访机话筒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
当记者要求他对于他们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进行解释时，这位副局长却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话让记者难以理解，众所周知，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党和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可为什么在逯军副局长眼里，党和百姓却成了对立的双方？记者要求他对这句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这位副局长说：“这个事我不清楚。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事。等我搞清楚了以后我可以回复你。这件事我可以交有关部门来处理。”
逯军副局长拿出笔来，居然在已经加盖了郑州市规划局信访专用章的处理意见书上又批示：请信访处办理。
经适房管理中心:再不落实就要叫天荣公司退出
在规划局，没有得到对于事件的任何解释，于是记者来到了郑州市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严家新副主任态度非常积极，而且他的办公桌上就摆放着宋先生的举报材料。他告诉记者，他们共下达给河南天荣置业公司12.9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目前还有3万平方米的计划没有落实，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接到举报前就已经多次询问天荣公司：“我们到那一问，这房子盖的什么房子，我们不知道。谁盖的？不知道。土地规划给谁了？那不知道。他不给你说这一块的事。他这个计划再不落实，要按退出机制，叫这个天荣公司退出，政府给的计划为了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委托他们建设，他们落实不了，我们找能落实的企业去做。”
宋先生说，划拨土地村民们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建设经济适用房，为住房困难群众做贡献他们没有意见，但是现在事与愿违，他们一定要把这件事追查到底：“政府这惠民政策城市市民没有得到房，没有得到实惠，开发商借机发财，这损失是国家的，也是老百姓的，我们村民坚决一追到底，把这政策落实给郑州市的无房家庭，不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天也不会停。”
【转自】http://news.sina.com.cn/c/2009-06-17/075115803313s.shtml
作者:毕诗成
2009年又一句网络牛言新鲜出炉了！在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的一片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上，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质问:“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一语“雷”翻千万人。即便再不懂政治常识的人也知道，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但到了逯副局长这里，俨然成了矛盾对立体了。好像说记者要替党说话，就要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如果记者替老百姓说话，就是跟党的利益过不去——— 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生生地被偷换成了水火不容的关系，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挑拨党和人民的感情。而局长大人的目的则在于浑水摸鱼——— 他不关心你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关心的只是记者能否“替我说话”。那一刻，他以“党代表”自居，真实用心却是高举“党”箭牌试图摁住媒体监督。
局长大人是嘴上没把门的一时口误吗？好像还真不是。人家可是在要求记者拔掉采访机话筒之后才讲这番话的，显然属于发自肺腑的真情告白。这就让人尤其忧虑了:逯副局长的“大实话”有多大的代表性？信仰迷失权力膨胀之下，不知道该“替谁说话”的官员还有多少？
自己胡作非为，出了问题举出挡箭牌让党和政府背黑锅的所谓“公仆”似乎大有人在:有官员联合开发商搞违法拆迁，对老百姓却扬言这是政府项目，不配合就是“对抗政府”；有的官员处理群体性事件乱用警力暴力，激化了矛盾却称“不明真相群众恶意攻击政府”；有的机关乱找名头花公款跑到国外旅游，被质疑了却出来说“花销符合中央规定”……在他们的字典里，何曾考虑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貌似护党的义正言辞，根本无法遮盖那些害党、祸党的私心灵魂。
用作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建起了别墅，群众利益受侵害，开发商赚了歪财，政府规划局该有何种姿态，本不需多言。但规划局却对群众举报深恶痛绝，对记者采访恼羞成怒，这让人无法不怀疑:内中是否隐藏着部门化的狭隘利益？遭到质疑之后，不检讨该以何为大，却孤傲地认定规划局的决定就代表了“党”，质疑规划局就是帮着老百姓对抗党，对于权力来自何方、该为谁服务已经迷失得一塌糊涂，只剩下搪塞百姓的口不择言——— 这样的官员不荒唐可笑吗？
能不能代表党，能不能代表政府，不是光有你手握权柄公章就行了，还要看你是否真的贯彻了党的宗旨、路线与政策。打着各种公共利益的旗帜，做的却是官商勾结的勾当，到头来只能是让党和政府形象受损，让广大群众心寒。丑行一旦暴露，就试图将党和人民放到对立位置上肆意撕扯，转移矛盾，这几乎等同于现代版的“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逯副局长说的虽只是一句雷人蠢话，却暴露了一批干部的生存哲学。他们的权力观是扭曲的:他们会认为党和老百姓是矛盾对立的；他们会认为新闻监督是“多管闲事”的；他们会以为任凭自己怎么折腾都是代表着党的权威的……对于这些脑子已经朽掉了的所谓公仆，不管是说出口的还是没说出口的，我们都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政，努力揪出来，以训诫、免职、问责等方式，倒逼那些权力膨胀之下信仰迷失的灵魂。共产党的干部，岂能容许连“替谁说话”都搞不清！（原题:权力信仰迷失 替谁说话迷茫）
【转自】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200906/0618_6439_1208086.shtml
历史上早期的太监专指宦官里地位较高的内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遂统一尊称为太监。历代宦官多是穷苦人家出生，迫于生计才阉割进宫。除少数能熬成头目外，其余多从事打扫院落、挑水砍柴等艰苦劳动。太监在宫里身份低微，待遇菲薄。常常要忍受身心双重煎熬，到年老不能劳动时还面临着被赶出宫门流离失所的命运。
太监奴颜婢膝为人鄙视，有人称之为奴性文化，但奴性文化产生的根源却是封建等级意识。在古代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人与人身份地位不平等，太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除了巴结讨好皇帝，没有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尊严和权势的通道。贵族子弟可以得到荫庇，普通读书人可以参加科举，但太监哪有此等机会？这种不平等的阶级差别决定了太监必然处于屈从权贵、讨好主子的地位。
在等级制度被废除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有职业种类差别，没有身份贵贱之分。但现实中有些人骨子里还存在等级意识，一种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思维。有些官员自觉高人一等，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甚至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们算个屁”正是此种心态的表现。欺下者必然媚上，“官本位”思维其实是奴性思维的现代根源。要根除奴性思维，必先除官本位意识。官员心中的等级意识不除，就不可能俯下身来深入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更遑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奴性虽然为人鄙视，但还不至于遭人如此痛恨。人们之所以对太监恨得咬牙切齿，概因几个败类祸群。人们对赵高、王振、魏忠贤、李莲英误国的印象，远比蔡伦、郑和等有功绩的太监印象要深刻。其实败类不止太监里有，哪朝哪代文臣武将中没有呢？东汉末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西晋石崇王恺斗富，清朝和�贪污，此类乱臣贼子不胜枚举。只因太监身份特殊，且在封建正统思想里不应该干预朝政，对其恶名的记载也就格外突出。
这些太监中的败类之所以能够专政害国，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太监，问题的根本在于他们手中掌握了太多权力，而且得不到有效约束。大凡宦官专权的年代，多皇帝昏庸，朝政溃乱。皇帝听信佞言，不辨是非，任宦官作恶而不加管制，必然使得他们变本加厉、胡作非为。
不独太监，不受约束的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一旦握有权力而约束乏力时，百姓就会遭殃。一些官员贪污腐败，拿老百姓的钱挥霍浪费；一些官员颐指气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些官员在其位不谋其职，推诿扯皮，无所作为。等等情状，不一而足。
历史上作威作福的太监多没有好下场，现代贪官恶吏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宿命。媒体报道：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对天津市原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一月之内，深圳市长许宗衡，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朱志刚等四位“高官”均因违纪接受调查。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滥用权力者必将受到权力的反噬。
人摆脱不了所处现实环境的约束，太监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奴性不是太监的错，恰恰是那些自命不凡、颐指气使的“主子”导致的。而“得志便猖狂”更不是太监的专利，只有加强法治建设，从制度上对权力进行约束，使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特权，才能保证握有权力的人不敢也不能把手伸向法律之外，危害百姓利益。
不同观点
官员人格太监化，奴颜婢膝，趋炎附势，是滋生腐败的黑色土壤，害莫大焉。加强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扶正祛邪，扬荣去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我们应警惕“太监文化”污染官风，谨防官员人格太监化。全文
太监这一角色对中国人来说太熟悉了，太监的生理、性格人人皆知。皇帝打倒了，太监随之消失，可这一角色仍让人回味无穷，现实中太监人格和太监这一角色的影子似乎还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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